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8-0067-11 近年来社会记忆视角成为学者探讨社会与文化心态等问题的新的切入点，但相关方法尚在探索之中，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存在较大空间。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一文①，试图反省当前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记忆建构，以催发对社会记忆机制的多纬度思考。然而，在笔者看来，“权力范式”的社会记忆研究并不是数量过多，可能更需要在方法上推陈出新。既然权力阶层是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力量，那么在不同学科话语下对它进行解读都是必要的。 历史学的方法可以用来观察社会记忆构建的阶段变化和整体性，本文尝试以历史记忆的视角来解读上海棚户区“污名”的构建与传递过程，并剖析其背后的权力构建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各种群体的污名现象，了解相应污名形成和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演变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健康文化的重要任务。棚户区污名在近代以来的上海社会是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在近现代上海城市史上，“棚户区”一词，不仅仅代表着一种物质形态的城市贫民社区，而且已凝练为城市底层社会和人群的文化标签，有着城市贫困文化与底层移民文化的丰富内涵。19世纪后半期，棚户区开始在租界区的边缘产生，20世纪初期当工厂企业在上海大规模兴起时，以外来体力劳动者为主要人口成分的棚户区也进入快速扩展的阶段。到20世纪30—40年代，棚户区在上海城区的分布达到最大化。据统计，至1949年建国前夕约有1/4的上海城市人口居住在棚户区，与之相应的是，其负面名声也一度达到顶峰。建国后50—60年代，棚户区面积和人口数量在局部甚至有所增加，除各个时期迁徙来沪并已经在此落脚的下层移民外，也有小部分是本地乡村人口的就地转化，以及为缓解住房困难从其他城市社区迁入的城市人口。直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中心城区以内的棚户区才大部分完成拆迁改造，其原有居民通过回迁等方式搬入原地建成的新房，或集中迁往城市边缘的新建住宅区。截至本文写作之时，上海中心城区内的虹口镇、杨树浦、小沙渡、漕河泾等区片，棚户区的迁拆改造仍在进行中。 在棚户区物质形态存在的150余年间，通过城市权力阶层和主流文化的塑造、民间文化的转化和传播，棚户区的污名逐渐形成、加积并固化，进而成为上海城市整体文化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令人深思的是，在今天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棚户区物质景观已消失殆尽的时候，关于棚户区污名的记忆和社会效应仍在发生作用，不同的城市人群在谈到棚户区以及棚户区出身的人时，他们的评论或正面或负面、或积极或消极、或直白或隐讳，体现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心态。这其中不仅包含着人们基于棚户区景观的直接认知而产生的负面印象，还融合了不同代际的上海人基于同棚户区人群的直接交往和间接了解，以及从各种文化媒介中所获得的印象而形成的各种认同。 本文将历史形成的棚户区“污名”作为一种公共的社会记忆，考察权力阶层和主流文化对它的构建作用及其后续效应，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哪些因素支配了棚户区污名的初步构建？哪些因素在棚户区污名的历史传承和再构建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市政档案与主流媒体：棚户区形象的“定调”和初步传递 早期棚户区得以滋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征，构成了棚户区负面名声的基本要素。无论后来的社会语境发生怎样的变化，最初发生的历史事实已奠定了棚户区概念的基础层面。但问题是，当初棚户区概念的使用者，是遵循一种怎样的价值标准去记录和评判棚户区的呢？他们为何会本着这样的心理去描述棚户区的存在？由于官方档案与主流媒体在记录和报道社会事件时具有权力和舆论的优势，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对社会及文化的规范作用，所以无形之中，官方档案与媒体报道在社会记忆的构建与传承中起着“定调”的作用。 (一)整体上的排斥、驱逐与不认同 20世纪初期的《申报》新闻，已经将“江北(客民)”这样具有特殊意涵的人口群体同“小船”、“河浜”等地理要素串联起来，以描述从贫困地区来沪谋生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对城市景观和城市生活造成的影响。以1907年10月《申报》一则报道为例： 总工程局具禀，昨奉批示云：查江北小船停泊不得阻碍河流，西门外周泾浜、肇嘉浜、陆家浜城河等处，本系狭窄，现在正拟陆续开浚，别无地段勘以停泊该项船只，况该船户等并非专业拉车，该车行等亦并非将车辆专租与船户，何得籍端牵混，致碍公益，所请应毋庸议。② 这段文字透露的历史事实为，来自贫困地区的江北人很难在上海城市内觅得立足之地，他们凭借自己驾来的小船在淤塞的河流上暂时落脚；小船的主人在车行里谋生，但又非专职拉车，属于临时工的性质。这些江北人不仅工作不稳定，且没有能力上岸觅得房屋以改善栖身环境，即使住在船上，也是朝不保夕，时时存在被“总工程局”(当时老城厢区域主管市政的半官方机构)驱逐的可能性。本报道的最后明确了官方将对江北小船加以驱逐的坚决态度，这些江北客民属于被城市排斥和拒绝的人群。 本报道中的“江北”二字(有时与“苏北”混用)，系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诸县份，由于19世纪中叶黄河改道以及大运河漕运被海运所取代这两个大事件的影响，该区失去了以前的繁荣，此后逐渐沦为“洪灾与饥荒的腹地”，“地理条件恶劣、人气粗鲁”成为该区的文化标签③。苏北的穷名声随着近代以来苏北人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城市而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从该报道“信手拈来”的缩略词使用手法，便可看出“江北”的负面文化特征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并非一个纯粹的地理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