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降维法的译者风格研究

作 者:
董琇 

作者简介:
董琇,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
外语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数学模型探求译者风格的形成,建立了翻译风格研究的三球模型,即读者习惯的风格球、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球和译者的写作风格球,以此分析影响翻译风格的因素。依据三个最明显的影响因素,即译者作为作家本身具有的风格、原著作者的写作风格和译著时代读者的需求,对译文常用词、译者作为作家作品的常用词、原著作者作品的常用词、译著时代畅销书常用词进行统计,将主观分组与主成分分析结合起来降维。降成三维后,译文一个点加上三个球,以每一维上的平均值构成每个球的球心,寻找一个最小半径,使每类的各个点都落在每个球内。从译文的点在何处可以观测译者的风格。上述研究模式的建立有利于科学直观地观察、描写译者风格并解释其形成过程。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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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末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译者的主体意识逐渐得到重视。Arrojo(1999)、Venuti(2002)和Basile(2005)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需要了解译者的潜意识。随之引起的是对译者能动性的思考,“译者是否存在自己的风格”、“译者是否应该表现自己的风格”等问题成为关注热点。Mossop(2007:19-23)提出,翻译风格可用“声音三类型”(voice-type)来区分。这里“声音”(voice)就是指词句的风格选择。第一种是“我的声音”,即试图采用“译者”本人的语言风格,称为“中和法”(neutralizing)(N)。第二种为“你的声音”,即试图采用“目标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称为“腹语法”(ventriloquizing)(V);第三种是“她的声音”即试图采用“原作者”的行文风格,称为“距离法”(distancing)(D)。只要是代表译者自己,采用任何一种语言风格都属于“中和法”,既不模仿他人,也不以其他组织的名义翻译。上述“三种声音”是基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的分类,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还存在第四种声音,如果翻译的赞助者、出版社、政府等翻译任务指派方引导或要求译者采用某种风格,而这种风格又恰巧与前述三种类型不同,就出现了第四种“声音”(同上:30)。

      同样借用“声音”的概念,Hermans(1996)提出了不同于原叙述者即原作者声音(the original narrator's voice)的另一个声音——“译者的声音”(the translator's voice),这是在译文字里行间存在的一种声音,会突破原语层面以自己的名义显现出来。Baker(2000)在“译者的声音”的基础上将“译者风格”(the translator's style)定义为译者通过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特征在译文中表现出来的“指纹”(thumb-print)。她(2000:245)指出,译者风格的研究应该特别关注译者本人典型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使用的特色及与其他译者相比的个人语言习惯。

      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传统的文体学研究侧重于原作者的风格在译者的翻译中如何得到体现,而在二十世纪最后阶段出现了新的转向,侧重于译者自身的风格在翻译过程中的呈现,并将语料库方法应用到译者风格研究中。

      但纵观目前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大多是侧重对具体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平行对比和描述,缺乏运用统一的数理模型对译者风格进行量化评估并系统概括各种译者风格的形成。为此,本文尝试将数学工具应用到语言学研究中,在语料库翻译学的视角下,从译者的语言特征入手来分析译者的风格,并依此建立翻译风格研究的球体模型,揭示影响译者风格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提炼出适用于各种译者风格研究的降维法,为译者风格的探究拓宽思路。

      2.译者风格的形成过程

      2.1 翻译风格研究的单球模型

      如果原著风格以“A”点表示,最大限度地符合目标语读者习惯,又不脱离原著内核但距离原著风格最远的翻译风格用“B”点表示,以“A”为圆心,AB为半径,作一球,既反映原著内核,又符合目标语读者习惯的各种理想的翻译风格就位于此球面与球内(包括A点与B点),此即“翻译风格研究的单球模型”(见图1)。该区域的任一点用C表示,C即代表翻译风格。

      

      例如《红楼梦》霍克斯的译本、《水浒传》沙博理的译本和《三国演义》邓罗的译本,以归化为主,对应的翻译风格点就与单球模型的球面较为接近,在当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因为当时目标语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接受能力还不够强。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在西方翻译界十分强调译文的顺达(fluency)和透明(transparency),将不够“顺达”或目标语读者阅读起来感觉表达方式陌生的译文称为有翻译腔(参见Venuti 1995:4)。因此译者的风格呈现单一性,其对应的点大多接近球面,即接近目标语读者习惯的风格。

      如果译者的目的主要是从外国作家作品中吸取新的表达方式,对应的翻译风格之点C就接近球心,与原著风格有更多的共鸣之处,而相对远离球面,即离目标语读者习惯的风格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翻译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当翻译风格与读者先在的习惯风格保持一定的差异度时,就能够产生变化的信号刺激,引起敏锐的知觉,使欣赏者即读者形成新鲜的审美感受(参见钱谷融、鲁枢元1987:341)。无论是靠近球面还是接近球心的译者风格,这些译者都在尽力再现原著的核心和精神面貌,让更多的人分享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只是方式、方法和角度不同,这些都是合理、值得肯定的译本。英国翻译家Waley(1958:111)盛赞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指出其“明确简约的翻译风格”优于原著“枝蔓冗长的风格”。而无论何种风格,其对应的点C都在球面(内)移动,都能为读者所接受。

      2.2 翻译风格形成的坐标轴

      无论在异化还是归化的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意识都发挥着作用。即使在译者“隐身”的译本中,看似译者缺场,“透明”的译本的产生实乃主观能动所为;从广义上来说,译者主体意识未被遮蔽或削弱。主体意识的表现可能不明显,但却可能异常顽强(参见孙艺风2004:19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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