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认知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语言普遍论和语言相对论的争论，研究者重视研究颜色词和颜色认知的关系。[1][2]42-56语言普遍论认为，颜色词在不同语言中具有共同的结构，不同语言都从白、黑、红、绿、黄、蓝、棕、紫、粉红、橙和灰中抽取基本颜色词，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相对独立。Heider发现，语言中有两个颜色词（“亮”和“暗”）的新几内亚Dani族人与语言中有11个基本颜色词的英语讲话者，颜色知觉和记忆没有显著差异。Catherwood、Crassini和Freiberg研究证明。4个月的婴儿当“蓝—绿”“绿—黄”和“黄—红”交替时，表现出习惯和偏好的转变，说明颜色类别存在边界。[3]752-762 Franklin、Pilling和Davies则认为，婴儿和成人的颜色类别反应相同。[4]227-248Kay和Regier发现，颜色命名具有跨语言一致性。110个非工业化国家语言的颜色命名数据显示，语言中颜色词的最佳样例与英语的颜色原型吻合，不同语言的颜色词的最佳样例具有一致性，表明最佳样例由普遍力量决定。[5]8387 Franklin和Davies让4个月的婴儿习惯绿色刺激后，同时呈现蓝、绿刺激，发现婴儿对蓝色刺激表现出习惯化。Matsuno、Kawai和Matsuzawa训练猩猩在学习阶段将“绿色”类别标签贴在墨绿色卡片上，到实验阶段，给猩猩呈现淡绿色卡片和淡黄色卡片，发现猩猩给淡绿色卡片贴上“绿色”标签，却不给淡黄色卡片贴上“绿色”标签。这表明，颜色类别知觉是灵长类动物共有能力。[6]157-165Soja认为，尽管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颜色词的数目不同，但颜色分类是人类共有的认知能力。[7]918-937颜色并非为物体本身所固有，而是人类视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生存环境大体上一致，因而在不同语言中表示颜色类别的词具有一致性。 语言相对论认为，范畴和类型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通过语言来组织。[8]颜色的物理特性客观地反映在连续光谱上，不同语言有不同分类，这是语言任意切分连续光谱的结果。颜色词使用是形成颜色类别的唯一道路。[9]334-338Kay和Kempton要求英语和Tarahumara语的被试加工蓝和绿之间的颜色，判断其与蓝接近还是与绿接近。英语被试的判断表现出颜色的知觉类别效应，Tarahumara语被试则没有，因为Tarahumara语只用一个词表示蓝和绿。Davies、Corbett、Laws和McGurk比较了英语、俄语和Setswana语被试的颜色分类。[10]311-327Setswana语用“botala”一个词表达“蓝”和“绿”，英语却用“blue”和“green”两个词，俄语中用“sinij”“goluboj”和“zelenyi”三个词，不但区分蓝和绿，还区分暗蓝和亮蓝。Setswana语被试倾向于把蓝色块和绿色块分在同一组，俄语被试则倾向于把暗蓝色块和亮蓝色块分成两组。Davidoff、Roberson、Davies和Shapiro让英语被试、Berinmo语（一个保持石器时代特点的原始部落语言）被试和Himba语被试完成颜色命名和颜色记忆任务。[11]369-398Berinmo语和Himba语的颜色类别界限不同于英语。研究发现，语言中的颜色类别边界能够预测认知的变化，来自同一语言类别的颜色比来自不同类别的颜色表现出更多相似。Winawer、Witthoft、Frank，Wu和Boroditsky再次考察俄语被试和英语被试对亮蓝和暗蓝的区分，发现俄语被试具有显著的优势。[12]783 Davidoff和Roberson对Himba语儿童和英语儿童的研究表明，语言学习影响儿童对颜色的认知。[13]137-174 Fagot、Goldstein、Davidoff和Pickering以狒狒和人类为被试对象，考查狒狒和人类在蓝、绿区分中是否存在着差异，发现人类区分蓝、绿的分界十分鲜明，但却无一只狒狒能够区分蓝和绿。[14]275-280在国内，张积家和林新英发现，汉族大学生对11种基本颜色词的分类具有一致性，但不同专业的学生表现出差异，[15]张启睿、和秀梅和张积家比较了彝族、白族和纳西族的大学生对11种基本颜色词的分类，发现三个民族的大学生对基本颜色词的分类有一致之处，但也有文化差异。[16]王娟、张积家和林娜比较了同源异流的纳西人和纳日人的颜色词概念结构，发现具有相似性，但由于文化变迁，也存在差异；[17]87-93谢书书、张积家、和秀梅、林娜和肖二平发现，彝族、白族、纳西族和汉族的黑、白文化影响4个民族的大学生对黑和白的认知。[18]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提供了支持语言相对论的证据。Roberson、Davidoff和Braisby发现，颜色知觉力、准确性和理解力都健全的失语症患者在无指导的颜色分类任务中表现出无能。[19]1-42 Regier、Kay和Ivry发现，颜色词出现在右视野区（投射到左半球）影响颜色辨别，类别间的颜色被判断得更快，类别内的颜色被判断得更慢，说明语言影响颜色认知发生在左半球。[5]8387 Tan等人采用fMRI技术发现，被试在辨别颜色过程中，同辨别难于命名的颜色比，在辨别容易命名的颜色时，左侧颞上回后部和顶叶小叶有更强的激活，而这两个脑区均同词汇识别有关系。[20]4007 在对颜色词与颜色认知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张积家、方燕红和谢书书提出了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影响颜色认知的有物理、生理、认知、智力、语言和文化6个因素，分为三个层次，物理—生理水平：颜色的物理属性[波长（色调）、光强（明度）和光的纯杂程度（饱和度）]和人眼的生理特性在这一层次上起作用；认知—智力水平：认知（包括感觉、知觉、记忆和思维）和智力在这一层次上起作用；社会—文化水平：包括不同社会的颜色文化，如，颜色偏爱、颜色和颜色词的联想意义等。[21]952三个层次、6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对颜色的认知。语言对认知的影响作用于认知—智力水平和社会—文化水平。颜色词既是一个民族颜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引导个体重视本民族语言重视的颜色知觉边界，形成了与本民族颜色文化相一致的颜色认知方式。 目前，语言影响颜色认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证据。[21][22]智力对颜色认知的影响研究较为薄弱。林仲贤、张增慧、孙家驹、武连江和阎新中发现，智障儿童由于抽象能力发展落后，颜色命名能力比正常儿童晚4年左右，命名正确率很低，但颜色正确命名的顺序却与正常儿童差异不大。[23]534-536张积家、章玉祉、党玉晓、王志超和梁敏仪研究智障儿童对11种基本颜色的命名和分类，发现智障儿童颜色命名的正确率随着年级增长而提高；低年级智障儿童颜色分类中出现“亮色/暗色”和“彩色/无彩色”维度；中年级智障儿童颜色片分类中出现“互补色/非互补色”和“单色/杂色”维度；高年级智障儿童颜色片分类中出现“互补色/非互补色”和“亮色/暗色”维度；语言影响智障儿童的颜色分类。[24]林仲贤等人先后考察了不同民族儿童对颜色的命名。综合3—6岁儿童命名的正确率可知，汉族儿童的正确命名率最高（75.7%），蒙古族次之（74.9%），再次是哈尼族（59.8%）、壮族（57.8%）、维吾尔族（42.9%）。[25]然而，对语言、文化与智力的相互作用对颜色认知的影响，至今还未见有研究。要研究这一问题，最好能找到这样一个民族，该民族的语言不十分发达，而且有着独特的颜色文化，其智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或智力的结构特殊，而鄂伦春人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根据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的相互作用理论，鄂伦春人的颜色认知可能由于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而体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 第一，语言和文化。鄂伦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鄂伦春语与同语族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具有渊源关系，但却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26]在《鄂伦春语汉语对照表读本》中，收录的颜色词有“白”“黑”“红”“绿”“蓝”“黄”“紫”“灰”，以及“粉色”“金色”“金黄色”“土黄色”和“紫红色”，未发现有“棕”和“橙”。[27]笔者对黑河县新生乡和逊克县新鄂乡的居民进行了访谈，他们表示，在鄂伦春语中有“棕”和“橙”两个颜色词，但问起具体表达时，却没有人能够记起。在鄂伦春族的民间故事或神话传说中，使用较多的颜色词是白、黑、红、黄、绿等。[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