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及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卜凯的中国农家调查数据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浩(1964-),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江苏 南京 210095;郑微微(1987-),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史,江苏 南京 210095

原文出处:
中国农史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留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卜凯农家调查资料,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水稻地带及小麦地带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率分别为69%与79%,两区域存在较大差异。除了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人多地少等因素外,小麦地带的单位作物需工量小、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低、作物复种指数低、灌溉面积少、役畜饲养量较多是形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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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4)03-0059-08

      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自古至今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庞大的剩余率是阻碍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相关研究领域学者对农村人口及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做了大量研究,但数值相差甚远。钟甫宁①将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字不一致”。农村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既包括农业劳动力,也包括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与地域相联系;后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与职业相关。两者的一致程度主要取决于划分市镇的标准和农村非农化的程度。对于民国中期,中国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刚刚起步,农村非农化程度较低,农村劳动力几乎可认同为农业劳动力。因此,用1929-1933年卜凯调查的农村劳动力数据来估算民国中期的农业劳动力是可行的。

      现有文献资料显示,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受到数据限制,多数仅凭经验估计,多为大概或粗略的数值。张丽②采用满铁三村的调查数据,假设“田地里的劳动完全由男子承担,女子劳动只是负责养蚕和家务”,并按照“稻八桑二”的经验值,估计无锡农村的男性剩余劳动力为65%。韩稼夫③基于经验统计“满洲西部兴安岭一带,每年适于耕稼时期不过百日,华北平原作物生产时期不过二百日,四川盆地为三百五十日”,估计得出“全国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之农民因农闲而损失之工作机会,几等于五千五百万人之完全失业”。薛暮桥④也根据对无锡农村的调查指出“贫农平均每年做农业工作148日,中农152日,富农181日,参加农业工作的壮丁,平均每人每年有半年以上的空闲时间”。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不同农户对参加农业劳作的男、女性劳动力分配不同,并且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不同作物在不同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同,因此经验估计可能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

      周中建⑤最早打破这种估计方法,他从农户户均人数及劳动力入手,从农业劳动力的耕作能力和主要农作物亩需工量两个角度对苏南农业劳动力的供需状况进行理论估算,并与当时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对照,得出苏南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潜在性剩余率在40%左右、季节性剩余率在70%以上的结论。周的研究是在假设“农村劳动力只从事种植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率不变”,“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出率为零”等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但其并未对这些假设的设立可行性进行说明。另外,周仅对苏南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但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的结论。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全国不同种植类型地区的比较,才能准确衡量当时我国不同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状况,从而为相关后续研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性数据。

      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借助留存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卜凯农家调查资料,采用古典经济学的估算方法,围绕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供需状况,对民国中期我国水稻和小麦两大地带六大农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全面估算。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劳动力剩余受区域间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农法等因素的影响,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区域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估算方法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古典经济学估算法。按照古典经济学原理,土地和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而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按照此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最早提出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如果从传统部门中抽出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没有降低农业总产量,那么这部分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即边际生产力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⑥。有两种测算方式:一种是狭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与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耕作方法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量之差”;另一种是广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与采用较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条件下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之差”。相比之下,影响广义剩余劳动力可变因素太多,对了解现实剩余劳动力意义不大。

      二是新古典经济学估算法。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是,刘易斯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是不存在的⑦,但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是可能存在的⑧。一般的测算方法是整个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即资源达到最佳配置)时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去农业中实际存在的劳动力数量,即为剩余劳动力数量。这种测算方法单纯从市场角度考察劳动力的配置,与农业技术水平及农民的耕种情况没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初期,由于我国农产品商品经济刚刚起步,市场能力尚不足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新古典经济学估算法不适用于对当时剩余劳动力进行估算。

      三是标准结构比较估算法。该种方法是将多个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人均GDP水平相对应的各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设立为国际标准,再用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数与相同GDP水平上的国际标准进行比较,算出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这种方法测算出来的也是狭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的GDP数据缺乏系统的统计,标准结构比较估算法在当时失去意义。

      通过比较三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方法,本文将以古典经济学原理为基础,采用古典经济学狭义剩余劳动力测算方法,借助卜凯的中国农家调查数据,对当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全面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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