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在中国古典语境中，日常生活以及与此表里相依的物质、欲望、身体等话题，是颇受压抑的。这在古人的日常生活表述中俯拾皆是，如重精神而轻物质、重心性而轻身体、重德行事功而轻生计日用等，①最典型、最具概括力的，莫过于吕坤在《呻吟语》中对三教旨归的总结：“儒戒声色货利，释戒色声香味，道戒酒色财气，总之归于无欲。”②因此，在回溯古典生活史时，有学者发现，尽管“生计日用”构成了中国古代许多重要思想、观念的本原和起点，但其在事实上屈居于受压抑的、尴尬的“沉默实存状态”。③ 那么，又如何解释自唐宋以来初现端倪、到晚明愈演愈烈的“奢靡”生活风气？“奢靡”习气之所以风行草偃，当然首先根植于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其次关系到工商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嬗变等，④然而，如果没有内在的日常生活观念变革，那些以维护风教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又何以公然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等生活戒律弃如敝屣，醉心于筑园池、挟声伎、美服玩，流连茶酒、忘情冶游？在考察晚明生活史时，笔者发现，晚明士人在描述其生活状态和理想时，常常对“享福”、“受用清福”津津乐道。“清福”一语，集中显现出其融物质、身体、欲望、审美、精神等于一体的新生活观念和理想；而其“享福”、“受用清福”的生活实践，又展现出一种别样的审美活动和文艺创作光景。 一、从“福”到“清福”：晚明士人的生活理想 “享福”、“受用清福”的说法，集中出现在晚明，然而却非明人的发明。早在上古时期，“福”就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在甲骨卜辞中，“福”字“象人以两手捧畐示于前，所以祀神求福也”。⑤“畐”是祭祀盛酒食用的彝器，从《诗经》、《尚书》等上古文献的描述来看，人把丰盛的酒食奉献给神祇和祖先，旨在祈求显贵的爵禄、富足的物质生活，健康、长久的生命，安定的生活环境，以及子嗣绵延等。⑥《尚书·洪范》中对这些生活愿景做过归纳，提出了影响至今的“五福”之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⑦ “五福”中的“寿”、“富”、“康宁”、“考终命”等，体现出对于人类自然生命欲求、基本物质欲望的尊重，奠定了“福”的基本文化特性：物质性、世俗性和日常生活底蕴。而其所格外标举的“德”，无疑又显现出一种深沉的道德理性——有“福”的生活，不仅意味着物质的充裕、生命的绵延，还应该将和谐的生命体验和高尚的道德情感内化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这种生活理想，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关于“物质—欲望的生活”与“社会—伦理的生活”的辩证逻辑，即一方面“肯定、赞赏、欢庆肉体的生存和人世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力求把握好释放生活欲望的尺度，⑧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活观念的基本出发点。 秦汉以后，“五福”不仅成为古人的一般生活理想，⑨而且逐步融入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在统治阶层所宣扬的“王道”或宗教教义中，常被作为一种幸福生活的许诺。如《孝经·孝治》篇说“以孝治天下”，可获得“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的“福应”；⑩佛教为招徕信众，也以现世“福报”为允诺，甚至许多佛经迻译为汉文时径直冠以“福德”、“福报”的命名；(11)在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中，“福星”、“福神”崇拜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贴“福”字、祭“福神”，祈求“五福临门”，仍是重要的节庆岁时习俗——如果对照社会生活史的观察，我们便会发现，在秦汉以迄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福”、“五福”、“福德”、“福报”等话语，凸显出一种克制、压抑“物质—欲望的生活”而肯定、张扬“社会—伦理的生活”的自觉意识，并且注入了“审美—精神的生活”的新内涵。如《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征交趾大胜，赐爵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志得意满之际，仍不忘从弟马少游之语：“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致求盈余，但自苦耳。”(12)这是一时名士在生活观念上达成的共识。在他们看来，锦衣玉食、华屋美车的奢华生活不过是一时之快，非但不是真正的“福德”，反而会令人陷入欲望的泥淖不能自拔，最终败德丧身。然而无论如何，最基本的“物质—欲望的生活”是从未被否弃的。《颜氏家训·治家》谈到持家原则时，就曾对“俭”与“吝”做过辨正，指出“俭”乃是“省约为礼”，也就是合乎伦理规范的原则，“吝”则是“穷极不恤”的恶德。(13)这就是要在“物质—欲望的生活”与“社会—伦理的生活”之间寻求有效的平衡。另一方面，恰如敏感的诗人所言，在触及“生年不满百”、“奄乎随物化”的人生真相后，(14)世人难免陷入“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的尴尬和虚妄境地，(15)甚至滋生出放纵欲望、及时行乐的念想——此时，外在的“社会—伦理的生活”戒律，就显得极其脆弱无力。事实上，汉末魏晋士人纵情声色、挥霍无度的生活行为，正是“物质—欲望的生活”与“社会—伦理的生活”之内在关系的失衡，是士人阶层对人生之虚妄的抗拒。 如此，“五福”作为一个为日常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话语，在精英阶层就丧失了感召力，如何调适心与物的关系、寻找消解欲望的内在途径而非外在伦理戒律，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绝大难题，“乐志”和“闲情”的话题因而浮现出来。如仲长统认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悠游偃仰，可以自娱”，其生活理想就是“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在《乐志论》中，仲长统勾画了一幅衣食自足、四体舒畅、亲朋和谐、流连山水、怡情乐志的日常生活图景，其所谓“清”与“乐”，实则是一种摆脱了情欲物累的审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