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美学新探的尝试在不温不火的境况中进行，所涉及的相关方法与视域委实不少。在笔者看来，历史哲学的下述立场同样适用于美学研究，即：我们与我们所在的当下，不仅向过去开放，也向未来开放。这就是说，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交汇互鉴，继往开来，在历史效果意识与解释经验上形成某种内在有机的统合性，从而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流变更新的艺术创构与美学发展，同时也育养着人类主体的审美趣味与判断能力。 一 古代诗学的目的性追求 古代诗学可谓元美学形态，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充满诗性智慧的象征世界。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中国先秦，也就是卡尔·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期”(the axial period)，古代诗学都无一例外地彰显出道德教育的属性，其目的性追求均聚焦于“人文化成”或“人文教化”的理想之上。 在古代中国，“人文化成”的理想主要是通过礼乐文化来移风易俗、教化民众和治理天下，也就是引导人们在“观乎人文”的过程中，了解和体察文采、文雅、文操和文明的言行举止与风俗习惯，以便培育德性，养成善行，确保社会有序与人际和谐。这一切均反映在古代推行的“六教”之中，其中注重“温柔敦厚”的《诗》教和“广博易良”的《乐》教，与孔门强调“兴、观、群、怨”的诗学原则有着密切关联。概言之，推崇“人文化成”的中国先秦诸子，常从不同角度标举和谐、仁爱、厚德与自由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在儒家思想里主要表现为中和为美与美善相乐的境界，在道家思想里主要表现为自然为美与清净超然的境界，在古代艺术与审美意识里主要表现为感性活动中的理性精神、美感形式中的生命精神、自然山水中的乐天精神与现实环境中的自由精神，①在人格品藻上主要表现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与超然物外的“真人”。 在古代希腊，“人文化成”的理想是通过“正确教育”来推行的，其核心内容关乎智慧、勇武、节制和正义等德行的修为，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城邦培养出“完善的公民”。在此教育的初级阶段，善心为本的诗乐教育与强身为用的体操训练占据重要位置，这一切在集古希腊思想之大成的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系统的归纳和积极的倡导。 质而论之，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承上启下，强调人文修养，堪称道德诗学。该诗学因循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工具论原则，主要由心灵诗学(psycho-poiēsis)和身体诗学(somato-poiēsis)两部分组成。在这里，道德理想主义基于至善的理念，将个体德性与城邦伦理全然理想化了，不仅认为良好的美德在一定意义上胜过僵化的法律体系，而且坚信通过正确教育会使这种美德内化在公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中。在《理想国》里，这种道德至上的学说显然超越了法律至上的传统；但在《法礼篇》里，柏拉图虽然持守道德理想主义的原则，但已回归到法律至上的传统界限之内。至于政治工具论，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实用主义，该理论基于“为城邦而生，为城邦所用”的信条，从维护城邦的共同利益与和平秩序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把对公民实施的艺术教育视为手段，就如同把对公民的法治教育视为手段一样，最终是要把公民培养成保家卫国的战士和遵纪守法的楷模。从目的论上讲，以诗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心灵诗学，是以善心为本，旨在培养健康的心灵、敏锐的美感、理性的精神、智善合一的德行，以便参与管理城邦的政治生活；而以体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身体诗学，是以强身为用，旨在练就健美的身材、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武功、优秀的品质，以便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柏拉图试图通过心灵诗学与身体诗学的互补性实践，来达到内外双修、文武全才的教育目的，造就身心和谐、美善兼备的“完善公民”。② 在古希腊，所谓“完善公民”意指“美善兼备”的整全人格。这既要有善良的心灵与典雅的品位，同时也要有健美的身体与高超的技能。所谓善良的心灵，不仅是指理智、激情与欲求三个部分和谐互补的内在关系，而且也指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主要德性。基于这两种素养的心灵，会使人在价值判断和实际言行方面，能够爱其所应爱，恶其所应恶，为其所应为，其结果既有益于城邦共同的福祉，也有益于个人的福祉。所谓典雅的品位，则是一个由低而高、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从表象到本质的发展和提升过程，首先从个别的美的形体开始，继而归纳出所有形体美的共相，随之探求和鉴赏内在的心灵美、道德和社会美、行为和制度美，逐渐提升到认识最高境界的美自体，由此把握美之为美和善之为善的原因。所谓健美的身体，可从古希腊制度化的体操训练和奥林匹克竞技传统等相关活动予以推测。其具体的成就或形象，可从现存的古希腊人体雕刻作品中见出端倪，从展示的古代陶瓶画作及其场景中找到线索，当然也可以从古罗马时期仿制古希腊雕刻的作品中获取证据。所谓高超的技能，不仅是以各种方式和形态反映在以雕刻和悲剧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艺术中，体现在以神庙和卫城为代表的古希腊建筑遗迹上，同时也沉淀在以金币和饰物为代表的古希腊工艺作品中。 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轴心时期”对“人文化成”及其目的性追求的深入探讨与历史经验，无论对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疑具有一定的参照或借鉴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诸多精神天才上下求索，为人类精神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艺术创构与艺术教育，均因袭这一传统，试图通过“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的教育方式，在改善人们艺术鉴赏能力和生存质量的同时，拓展了两条彼此相关的路径：一是形而上的路径，要把人类从物质境界和生命境界推向艺术境界、道德境界乃至宗教境界，并把内圣外王或超凡入圣视为人之为人的最高成就。二是形而下的路径，要把民众教育成合格的公民社会成员，并把国民素养或公民德性列为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第一种路径属于理想的假设，第二种路径可谓现实的要求，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后者可能包含前者的某些因素与意向。 二 艺术价值、艺术鉴赏与感性综合经验 在艺术领域，“人文化成”的目的性追求，首先要落实在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上。一般说来，此类能力主要源自人们对艺术价值的感悟、体验、理解和鉴赏活动中。在此方面，聂振斌在《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中，比较深入地阐述了艺术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认识价值和理想信仰价值，由此断定艺术活动(创作与欣赏)是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有助于寄托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感，洞识人生的真谛，享受审美的自由，等等。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