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4)03-0105-16 人类是追求更多的收入还是更多的幸福？自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这位研究幸福的学者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决定幸福的社会经济因素，心理学研究成果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使“经济人”假定受到“幸福人”目标的挑战。“不丹模式”又使许多国家开始反思对经济增长的不懈追求是否合适，并争先恐后地研究衡量国民幸福感的方法，出台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政策。 经验研究表明，幸福感和收入背离几乎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相对于财富而言，教育、职业、健康、婚姻与良好的社会关系等要素可以带来更持久的幸福。教育作为个人与公共投资的重要领域，不仅赋予人们精神幸福的能量，也通过对收入、职业、健康、婚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幸福。那么，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幸福？本文将梳理经济学对教育与幸福之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个人与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提供启示。 一、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变量，但20世纪以来，效用与福利取而代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价值观发生了由物本到人本的转换，关注人的主观感受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幸福再度成为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近年来，经济学逐渐与心理学联系起来，幸福感研究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幸福作为衡量效用与福利的指标之一逐渐被更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接受。 “幸福”在英文文献中对应的词有"well-being" "happiness" "welfare" "hedonia" "eudemonia"。在福利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主要对于"well-being"或"welfare"，而在行为经济学和幸福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领域，主要对应于"happiness"或"hedonics"。"hedonia"和"eudemonia"一般出现在哲学、伦理学文献中。在西方的学术界，"well-being"是一种良好的存在状态，即感觉很好，享受生活并且觉得生活令人愉快，它与人们主观感觉到的幸福可能存在差异。在教育经济学领域，许多学者倾向于用"subjective well-being"(即主观幸福，简称SWB)来替代"well-being"，用主观幸福来表征人们的幸福度，用以评价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生活质量。[1]幸福和不幸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任何人的经验中都包含一个感知好坏程度的相应尺度，人们很容易说出自己感觉有多好，而且在社会调查中这些问题有99％的回答率，远远高于其他问题的平均回答率[2]，这也佐证了主观幸福是衡量幸福的一个重要指标。 幸福概念起源于哲学上的快乐。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幸福主要是一种快乐的感觉，不仅指因身心健康而带来的愉悦，也涵盖智慧和品德等精神世界的美好，还包括来自外部的快乐，如丰富的物质资源、良好的家庭背景、珍贵的友谊、和平稳定的社会、贤明的政府等。近年来，学者们力图超越快乐主义幸福观，更多强调因自身潜能实现而获得的幸福，他们认为主观幸福还应该包括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体验所带来的感受。[3]因此，幸福经济学所探讨的“幸福”，不仅意味着因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快乐，而且包括因自身价值的实现而获得快乐。 二、教育对幸福的影响：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教育与幸福之间既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存在负相关关系。正相关关系表现在，幸福离不开物质基础，教育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对那些渴望接受教育的人来说，教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良好的教育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幸福观。学者一致认为，具有良好心态的人更加幸福[4]，而这种良好的心态要么来源于正式教育，要么来源于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形成的对生命的理解，而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社会教育。负相关关系表现在，总有一些人视正式教育为苦差。同时，个体受教育越多，对自身及周围的要求越高，有可能对现状越不满意。另外，在预算约束下，教育投资越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都会挤占住房、医疗、交通等其他领域的开支，从而影响整体幸福水平。那么，经济学家在探讨教育对幸福的影响方面得到了什么结论呢？ (一)正效应 教育是影响主观幸福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都认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幸福。克拉克(A.E.Clark)和奥斯瓦德(A.J.Oswald)认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者的基本特征之一。[5]作为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支出，教育与医疗保健和住房支出一样，对主观幸福感有极强的效应，且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有正效用。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倾向于报告更高的幸福感。[6-7] 克鲁格(A.B.Krueger)和林达尔(M.Lindahl)对上万名被试者进行分析发现，相对于男性来说，教育对美国女性幸福感的影响比收入和职业对幸福的影响更显著。他们还发现，教育对幸福的影响在欧洲和日本都比较弱，而在韩国、墨西哥、前南斯拉夫、菲律宾、尼日利亚等国家却很显著，这表明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在收入更低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8]奥谢(E.O'shea)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发现，如果不控制财富变量，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正的，但控制财富后，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较弱。[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