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4)03－0001－06 光复以前的台湾佛教，在构成上多元并存。从民众的信仰形态上来讲，流行“神佛不分”的佛教，也就是与闽台地区民间神话中的妈祖、大道公，乃至道教神灵玉皇、吕祖、关公等神灵混淆不分的“香火经忏”型信仰形态。从居士群体来讲，则盛行“斋教”。斋教的来源是清代输入台湾的一支秘密宗教，主要分为先天、龙华、金幢三派，其形成与白莲教和罗教有关，并糅合儒家与道教的部分思想，由在家修行者传袭，提倡吃素，称其神职人员为菜姑、菜公，民间称之为“在家佛教”。1895年后，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在宗教政策上，日据台湾“总督府”选择了扶植在台湾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佛教为统治和宣传工具，输入以“王法为本，镇护国家”为标榜的日本佛教理念，企图使台湾佛教走向“日本化”。 1915年，斋教徒余清芳所发起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西来庵”事件被镇压，使日本当局认识到管控佛教的重要性。1916年，在当局的指使下，台北斋教徒林普易和陈太空倡议成立“台湾佛教青年会”，该会在日本曹洞宗大石坚童的主持下起草了会则章程。其中称：“恭诵明治天皇教育敕语所云，国之治乱兴废，在宗教与教育之适否，观于日俄、日德两大役，咸奏成功，谓非宗教教育适宜，焉能有此忠君爱国之精神乎。”①在日本佛教界的掌控下，该会以“皇国一体”思想为标榜，此后台湾斋教的多数分支逐渐纳入了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系统中。1922年，在日本统治者扶植下，“南瀛佛教会”成立，历任该会会长者，皆日本当局在台的社寺课长、内部局长和文教局长。该会宗旨以向台湾人民宣传日本佛教理念与殖民思想为目的，涉及的内容有：神社宗教问题、皇国精神、日本佛教史、净土真宗(日本)概论、皇国的国体、兴禅护国等。②同时，日本当局大量派遣僧侣赴日本接受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回台后主动配合当局推动的台湾佛教之“日本化”。——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不仅在思想上受到殖民统治的毒害，在传统的戒律问题上，也逐渐被默许娶妻食肉的日本佛教所同化。鉴于佛教在台湾岛内民众信仰中的重要性，1945年台湾光复至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如何使台湾佛教脱离殖民色彩，重建祖国大陆佛教的正统地位，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近些年来，岛内某些学者提出了一类“台湾佛教主体性”的论调。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台湾佛教界特别强调台湾本土化意识和台湾佛教主体性。……一些人刻意追求与大陆佛教相区别、相疏离的台湾本土佛教的主体性。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去大陆化’，‘去大陆化’实质就是‘去中国化’。”③这类“台湾佛教主体性”的说法中，特别强调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对当代台湾佛教的影响，将其重要性抬高到至少与祖国汉传佛教并列的程度，而我们梳理和回顾战后台湾佛教逐渐深入的“祖国化”历程，则可发现这类说法是与史实相悖的。 一、恢复汉传佛教制度：以“大仙寺传戒”为标志 1947年5月，“中国佛教会”于南京召开会议，将台湾的佛教组织重新纳入会中，成立“台湾佛教分会”。日本殖民者撤出台湾后，其原有的佛教寺院和相关产业，大多被国民政府以敌产的名义查封或没收。光复后的几年间，日据时期有不小影响的台籍僧侣若善慧(1881—1945)、真常(1900—1946)、本圆(1883—1947)等相继离世，而此期间大陆僧侣因战乱陆续来台，逐渐获得了台湾佛教的领导权。日本佛教的影响迅速萎缩。 不过，就当时台湾本地的僧侣状况而言，仍存在类似日本佛教的“僧俗不分”现象，如东初法师(1908－1977)在《了解台湾佛教的线索》一文中指出的：“台湾全省出家众能够受佛制净戒的，比丘中百分之十，比丘尼中百分不及一。故从根本律仪说，台湾许多出家众不能目为比丘僧或比丘尼。他们忽视律仪教育的原因，不能不说是受日本佛教的影响。”④作为亲历者的台籍僧侣通妙(后还俗名吴老择)，亦谓：“从日本占据台湾以后，台湾佛教受日本真宗的影响很深，娶妻食肉，也可以住持寺庙，称为僧宝。受人礼拜皈依；因此，僧俗混杂，造成僧格的普遍低落。这种现象，自台湾光复以来才有逐渐改正的情绪，但这种陋习还是很普遍。”⑤面临这类状况，岛内的爱国僧侣深感痛心疾首，呼吁改变，有人提出：“台湾不但领土光复了，而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全部光复了。然而我们看今日台湾的佛教是怎样呢？今日台湾佛教的一切制度，还是同日据时代没有什么差别，丝毫没有中国化，换句话说，就是台湾的佛教尚未光复。”⑥因此，利用汉传佛教的重新发展来恢复传统，借以淘汰不合格的日据时期的僧侣，成为受到国民党政府支持的整顿台湾佛教的重要手段。“曾在日治时期受日本佛教深刻影响的台湾本土佛教僧尼或斋教徒，被迫必须接受其所谓‘去日本化佛教’的再教育或相关的改造运动。”⑦1953年，台南白河大仙寺举行的大规模传戒活动，则是台湾佛教整体重新“祖国化”的转折点。 此次传戒由台湾的“中国佛教会”发起，由该会实际上的主事者白圣法师(1904—1989)主导，传戒由开参法师任得戒阿阇黎、智光法师任说戒师、太沧法师任羯磨师、道源法师任教授师，证莲、南亭、慧峰、煮云等法师任尊证师。白圣法师任开堂、戒德法师任陪堂。广慈、净念、浩霖等法师分任引礼、引赞、纠察。求戒者有比丘40人、比丘尼132人、沙弥3人、沙弥尼1人、在家菩萨戒82人、五戒197人。此次传戒活动中，白圣法师从恢复汉传佛教的传统角度，定下了七条戒坛规矩：(一)必须舍家离俗，具足僧像，方可受比丘大戒。(二)出家者，不得穿俗装，如无信服，限三日内做成，否则退受居士戒。(三)无论出家在家，须一律投拜僧宝为师，方许受戒；如有拜在家人为师者，须速改之，否则一律不准受戒。(四)凡受居士戒者，绝对不准收徒。(五)不准寄戒，⑧(寄戒)一律取消。(六)异道前来受戒者，必须宣誓改邪归正。(七)自受戒日起，绝对禁止烟、酒、茹荤。⑨这七条规矩严格分别僧俗，强调僧人对佛教的绝对主导。就僧人必须穿着僧服、禁烟酒荤食等规定，以及必须以僧人为师、居士不可收徒等要求来看，无疑是着意彻底清除日本佛教残留的“僧俗不分”佛教制度的影响。此次传戒后所举行的同类活动，皆延续了上述规则。大仙寺传戒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一点是从此宣布，以后佛教界的传戒(也就是取得僧人资格)的活动，必须由“中国佛教会”决定和主持，这一惯例持续到“解严”后。从该会20世纪50－60年代的会刊《中国佛教》的“重要公文”栏目上可以得知，此一时期该会因传戒等各项公务与“内政部”往来电文非常频繁，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实现了对台湾佛教界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