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角色转变误区与台湾经济衰退

作 者:

作者简介:
邓利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乐,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东南学术

内容提要:

本文构建台湾政治经济演化机制框架阐述台湾当局在21世纪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以及在此冲击下的角色转变的误区,以解释台湾“政府失灵”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和意识形态理论,分析台湾“政府失灵”对经济的基础性危害。指出当前台湾扭转经济衰退局面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当局角色转变的误区,构建开放而理性的市场秩序。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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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4)04-0021-08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出现了显著的衰退趋势。经济增长率逐渐下探,失业率不断升高,社会经济问题不断涌现。而台湾当局角色转变误区对经济的负面作用则是近年来学界对台湾经济衰退解释的重要观点之一。如林长华(2004)指出民进党时期台湾动荡的政治局势破坏了台湾的投资环境是台湾当局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刘相平(2008)认为台湾的“本土化思维”阻碍台湾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台湾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而邓利娟(2004,2009)则根据演化制度学派的“政府失灵”的观点指出,台湾当局的“政府失灵”引发了诸如投资环境恶化、降低国际竞争力、阻碍两岸交流、加深岛内需求衰退等问题,从而阻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台湾经济衰退和当局角色转变失误的关系,然而却无法回答何以在台湾市场经济中小“政府”的台湾当局能够对经济产生如此重要影响这一违反经济学基本规律的难题。且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陈水扁当局时期的混乱局面,对2008年以后马英九当局同样的政治表现和经济衰退却无法给出合理解释。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构建台湾当局决策产生的制度演化框架,并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和意识形态对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保障观点入手,解释从当局混乱的决策到台湾经济衰退之间的路径依赖。从而对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角色转变误区对经济衰退的影响做出具有内在逻辑一贯性的解释。

       一、台湾当局决策模式演进

       21世纪前后几十年间,台湾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外部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知识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内部,台湾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深入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内外部环境的显著变革给台湾当局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决策模式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一)政治民主化与当局决策

       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在经济中并非如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市场机制的“守夜人”和市场失灵的纠错者扮演着中立而理性的角色。“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和其他参与经济的主体一样,在经济中追寻自己的利益,并为相应的激励机制所驱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运作模式,即是政府(当局)及其中官员参与经济的基本激励机制,因此台湾经济民主化的过程,必定对当局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1.民主机制中当局决策机制

       民主机制的基本原则在于民众参与选举执政当局并对其决策进行监督。以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民主机制,参选政党或执政当局类似于公共产品的生产者,而选民则类似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因此民主机制可以用一个简单地厂商消费者框架来表示。类似于厂商不是为了利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获得利润生产产品。在民主机制中参选政党提出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计划也不是为了利他目的而是为了当选并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样选民作为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其投票的方向。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参选政党首先要满足多数选民的利益诉求。这一利益诉求的实现,在野党派通过对未来计划的许诺来实现,而执政党则一方面要给出未来许诺,另一方面在选举之前的任期内就必须考虑未来连任的目标,从而理智的选择兑现上一选举期对选民承诺。在这样的机制下,当局对各项政策决策的决定权比非民选当局大幅下降。由于决策权一定程度上让渡给了选民,当局由公共产品的生产决策主体向代理人角色转变。

       然而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一般商品的生产又有显著的不同。典型的表现在于,厂商生产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和其获得利润的过程是一致的并且厂商和消费者的契约有足够强的法律监督,因此在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生产违约的意愿较低。而在政治领域,受选民要求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当局的利益并不经常一致,且对于当局违约缺乏强约束力的监督主体。①因此参选政党总有违约和诱导选民改变其偏好的倾向。在成熟的民主政体国家,由于民主选举已经进行过相当多次,因此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违约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复博弈中的“以牙还牙”策略所避免。同时在选举演进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公民意识和媒体监督以及相关法律都对监督的强度有显著的加强作用。而另一面成熟的公民意识也具有较为稳定而理性的偏好,选民和政党之间对政党本身信息了解的不对称性也较低,不易为政党简单的诱导。

       然而在2000年才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实施民主机制不超20年的台湾显然并不具备多次博弈、成熟公民社会和成熟媒体以及成熟的相关法律机制的选举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在民主机制中运行的台湾当局在选举中以及执政过程中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主动违约并诱导选民的倾向显然高于成熟民主机制国家。而正是这种制度以及民意的相对不成熟将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的角色转变引入误区。

       2.台湾民主化演进及其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Arrow,2007)是指经济或其他系统长期的演化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或系列历史中的一些扰动。由于报酬递增、自我强化,正反馈以及锁定(Page,2006)等原因,系统形成了对过去演化状态的持续保留的“惯性”,从而使系统整体长期偏离最优状态的现象。台湾当局在民主化路径中形成的决策机制既有普遍的政治经济规律所揭示的现象,也有由于本身初始条件不同和特定历史扰动所造成的独特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关机制的强化下形成循环反馈造成了当局决策机制偏离最优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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