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9.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4)04－0502－07 外溢(Spillover)理论最初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提出来的。英国传统功能主义代表人物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在1943年最早提出：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可以区分开来，行为体(actors)间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可以避开政治领域；行为体在某一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将会推动彼此态度的改变，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1]20世纪50年代末，新功能主义对该理论做出修正，其代表人物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认为，政治因素与功能性领域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两者既可以适度分离，又有内在的联系，正是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的相对可分性构成了外溢理论的基础，因此主张行为体首先要把注意力的焦点从分裂性的政治问题转移到较少争议性的功能性问题，藉由协商与合作促进共同价值的实现或解决彼此间共同关注的问题，最后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体化。[2]两岸经济合作30多年的发展呈现出外溢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性，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外溢出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两岸经济合作的外溢政治效应 两岸政治关系一直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敏感领域。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然而，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开展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不仅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反而使两岸同胞更加看清楚了两岸经济关系健康发展对两岸良性政治互动的现实需要，正是这个需要拉动了两岸经济合作外溢政治效应的产生。 一是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国共双方达成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立场。1992年1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简称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九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继续紧密配合，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抛弃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分裂路线，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胡锦涛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3]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4]2013年6月13日，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核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5]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19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6]所有这些，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是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分裂路线，不仅制造了两岸关系中的紧张气氛，而且严重干扰了两岸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损害了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经济利益。在此背景下，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是两岸经济关系也步入制度化轨道。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四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陈云林会长和江丙坤董事长先后举行8次会谈，达成诸多共识，签署18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特别是2010年6月两会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拉动政治关系发展新阶段的开始。2013年6月21日新任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与新任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又在上海举行第九次两会领导人会谈，双方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继承了两会协商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发展。 二、两岸经济合作的外溢文化效应 随着两岸经济关系逐渐步入制度化轨道，文化共识越来越成为决定两岸关系平稳发展的深层心理因素。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制度都不是既定的，而是人为创造的结果；制度本身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共识凝聚的进化过程。人们在创制过程中，共享知识、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是最深层次的影响因素。长期以来，两岸经济合作能够在政治阻隔下迅速扩展，主要是得益于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基本价值观相通。两岸经济合作，无论是共识凝聚，还是立场协调与沟通磨合，往往是通过两岸同胞在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基础上，在一种近乎“一切都在不言中”的方式中进行的，反映了两岸同胞共享文化价值观念对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动力效应。[7]30多年来，两岸经济合作的外溢文化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