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4)02-0055-12 1923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①以上所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 陈训慈或有亲身感受，他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②如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9月在南高师基础上成立东南大学，1923年秋两校合并)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③虽然南高、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此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如杜正胜提出：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④但是，不仅历史上北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 1927年之后，因政局转变，东南大学被改组为中央大学。从东大到中大，不仅有学校政治氛围的转易，而且学术文化层面亦有“变”的一面。这种“变”既有学术理路的逻辑衍化，其中包括学人、学派的分合因素，而且还有政治社会方面的造因。 近年来学界渐多关注民国南方学术(主要包括南高师和东大的所谓“学衡派”、“南方国学”、“文化保守主义”、“章黄学派”、“史地学派”和“南高史学”等)⑤，但表现出较偏重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而相对忽略1927年后的中央大学的倾向。更应注意的是，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⑥故而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本文以中央大学历史学科(1927－1949)为个案，考察其治学取向、课程结构与学术认同以及所谓“学派”建构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分际和权势争夺。 一、治学取向与学术认同 1931年12月，新的国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后，文学院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各学系课程标准问题。当时国内各大学文学院课程各异，川大文学院同仁认为，关于中国文学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则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脑，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则以研求纯文艺以期创造新时代之新文学为主脑”，文学院院长向楚表示，对于中国文学“自以研求本国学术为主”。关于各大学历史系，“一为偏重历史整理方面，北平各大学每系如此；一为注重历史智识之研究，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即如此”，何鲁之提议川大史学系应以“对史学上之智识之研究”为主。⑦显然，川大文学院与中央大学同调。他们看待中大文系以“中外新旧”为划分标准，而对中大史系的态度却并不以此为据。 1936年周予同发表《纬谶中的“皇”与“帝”》一文，开篇即提“年来国内治中国古代史”分四派：“泥古”、“疑古”、“考古”和“释古”。⑧五年之后，周予同再作宏文，系统阐述了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的流派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新史学应按“史观”和“史料”之侧重划作两大派别，其中“史观派”中又分为“儒教史观派”和“超儒教史观派”，前者再分“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和“受今文学派影响者”，后者再分为“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受古文学派影响者即受章学诚和章太炎的影响，如张尔田的《史微》、陈汉章的《史学通论》和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这一派史学并没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的动力”，真正开启中国新史学的是受康有为和今文学派影响的史家。周氏对于中国史学流派的划分颇具影响力，在他看来，章太炎和柳诒徵等人的古史研究虽有影响力，但还够不上“新史学”，而先前提到的“泥古派”更被他剔出论列，连发声的资格都被剥夺，只是说他所指的“泥古派”就是冯友兰说的“信古派”，而接近钱穆说的“传统派”。⑨ 中国史学本无“疑古”和“信古”的派分，随着近代以来新史料和出土文献的发现以及“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同史家对于新旧史料态度的差别导致看待古史体系的视差。特别是随着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开启，全面揭开了中国史学界关于古史体系的论争。 “信古”是“疑古”的对称。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刘掞藜师徒曾对顾颉刚的疑古观表示强烈不满，因顾释禹为九鼎动物(虫)而引发了当时影响巨大的学术争论。用顾氏自己的话讲，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顾颉刚“着了魔”，于是刘掞藜依据“经典常识”反驳顾颉刚，来回打了半年的笔墨官司。⑩在双方交锋过程中，顾颉刚隐约揶揄对方守旧不化，但似乎并没有点明其“信古”。不过，支持顾颉刚和钱玄同疑古的魏建功将柳氏师徒归为承认任何史籍“古今共信”。(11)顾颉刚的老师胡适也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12)胡适之言意旨在于为今后中国新史学指出南北学术融合之路，但同时也将南方史学(尤其是东南大学)与“信古”间画上等号，凸显南北史学分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