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2—0129—12 20世纪30年代末，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积贫积弱的中国骤然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进攻，一时间难免力不从心。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装备给养奇缺，特别是处于在野党地位的中共的军队，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医疗权利都无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于1938年联合各国各方人士，在香港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简称“保盟”)。宋庆龄领导该组织，依托香港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呼吁抗战、发起募捐，举办工业合作社和各种义演、义卖活动，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并通过创办刊物将中共的抗战业绩向世界宣传，1941年香港沦陷后迁至重庆，在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阻挠和破坏的同时，继续向各界募款支援抗日根据地，以及致力于救济难民的工作。 目前学界对保卫中国同盟的感性认识，主要来自一些亲历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回忆性论述，①不少论著在研究宋庆龄时也兼及到“保盟”。②就学术研究来说，直接的仅见少数几篇，③其他的还有些介绍性叙述，但大都停留在“纪念史学”或简史回顾的层面，对“保盟”的基本史实语焉不详，使人难以一窥全貌。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挖掘上海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中国福利会资料室的珍藏史料及相关报刊文献，试图对保卫中国同盟的创立背景、成立经过、历史功能及主要抗战业绩做一个全面的整体研究。 一 “保盟”创设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条件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抗战爆发后，尽管各国政府对日本仍持观望绥靖态度，不少主张正义的外国人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相继开展募捐支援活动。以英、美两个主要国家为例，1937年9月23日，英国成立“全英援华运动总会”(China Companion Committee)，讨论决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从经济方面为中国提供医药和服装等生活用品；二是从政治方面，由总会并通过一切国际团体组织各种会议，动员团结全国人民，抗议日本侵华，抵制日本贸易，督促各方采用一切手段援助中国；三是从宣传方面对新闻媒介和社会团体“供给一切关于日本侵略问题之讲演者及文献”。④10月6日，组建成医药组(后改为救济组)，得到英国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响应，出现了捐献钱物的热潮。10月9日，就向中国空运了药品、衣被、食品等物资。并由民间援助向政府方向发展，英国政府发动市长捐献了数额可观的英镑。如10月底的一星期内，该委员会即将1800码消毒纱布，224磅的棉织毛织品和大批绷带直接运交宋美龄。⑤此后，援华会每星期都有大批捐款和物资经香港转运到中国大陆。但由于中方没有接受捐赠的专门机构，捐赠活动显得杂乱无章。有的寄给国民政府，有的寄给了卫生署，有的寄给了汉口红十字会，有的寄给了地方政府，也有少数寄给了八路军。全美学生会得知日军在华暴行后，于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会议，有600余人出席，代表150余所美国大学，商议援华反日和开展抵制日货斗争。代表们当场将自己身上的日产丝袜和丝围巾解下来焚毁，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和对日军在华兽行的抗议。⑥美国波士顿大学500余名学生与当地群众举行示威，将38箱日货投入大海，表示援华反日。⑦ 华侨也自发行动起来，1938年5月，暹罗校书服务社同仁与华侨抗日会共同捐款港币3963.43元，化名“康联”汇款给廖承志，但不知为何误为“廖志承”，造成无法收款的情况。广东银行暹罗分行为此致函查询，“廖志承先生是否第八路军主任请代查明见复”。总行复日，“因该处地址不明无从代询，且第八路军主任是廖承志”。⑧这样一来。一往，迁延一个多月才得以收款。以上事实说明，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是积极支持并愿意进行物质援助的，但需要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受捐赠并及时进行合理分配。 当时中国处在抗战初期的被动阶段，内地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封锁、隔绝，一重封锁是由于日军占领了沿海城市、控制海岸线构成的封锁，另一重封锁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进行的物资供应的封锁及新闻的封锁，禁止向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连医疗用品也不准供应。同时既不让外部的新闻传到内部，又不让把抗日军民作战的消息传到外部。⑨香港是中国当时唯一与外界有联系的窗口，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同时它还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香港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的特殊性，对于开辟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十分有利：香港毗邻华南地区，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根据地仅一海之隔，便于与内地往来；香港是国际通商口岸，便于广泛接触同情我国人民的外国朋友，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况且，由于香港地区的特殊条件，开展工作时可避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直接的干扰和破坏。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香港虽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但绝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具有爱国心。香港民众曾以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形式援助祖国抗战，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博士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响应。香港的施正信医生、冯庆友医生等十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了一个多月。莫应溎组织了一支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并捐献一部救护车，携备用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⑩“七七事变”后，香港有数十个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这固然是因为“香港的生存，所有居民的生计——无论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将取决于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11)同时也说明香港有良好的民众基础，有利于开展募捐抗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