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武力“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同时，提出了“夺回民众”①的口号，出台了诸如整顿吏治军纪、宣传教育、经济利好等政策措施，从政治上争夺农民。政治争夺和武力“围剿”与反“围剿”一起构成十年内战时期国共斗争的历史内容。以往学术论著对这一时期国共军事斗争揭示较多，②而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农民的政治争夺研究不足。研究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农民政治争夺之发展，对于我们正确评价这场政治斗争，进一步认识国民党统治集团农民政策的本质，甚而总结国民党在大陆最终失败的原因，很有裨益。 解救农民预防革命的社会呼声 关注农民生活和政治动向的呼声，首先来自于社会舆论。而南京政府成立初因忙于打倒旧军阀的战争，对此一时无暇顾及。国民政府颁布的一些有关于民生的政策法令，还看不出有解救农民消弭革命的意图。而在一些国民党地方当局推行有关民生政策的宣传中，已经反映出与中共争夺民众的意向。 大革命失败前后，一些社会舆论指出革命危机来自于生活贫困的社会底层。早在1926年8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比来朝野人士，成惶惶然惟赤化之是惧，官厅之文告，报章之论坛，乃至武人之通电，几于无日不见此问题，吾人试先发一问，中国因何而恐惧赤化耶？……皆因其大多数人民之生活状况，足以滋此等潮流之蔓延耳。”文章明确指出，“社会之不安宁，是由于劳动人民之底层阶级独当其艰辛”。③解除危机之关键，在于关注底层民众之生活。 1927年8月，《东方杂志》专门设计农民状况调查号，发表各地农民状况的调查和评论文章。第一篇文章题为“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一针见血地说，“土地问题与农民经济问题，为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但土地问题在农民问题中却比农民经济问题更占主要的地位。……所谓农民运动与农民革命，几乎是专指土地运动与土地革命而言”。文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是每次革命直接参加者。中国的将来怎样，全要看中国的农民问题是怎样地解决。文章预言：“中国农民现在受了四方八面的逼迫，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再要不改革已是不可能，中国如果革命，那一定是由农民问题促成的，是因为农民的要求而革命的。”④明确指出中国的现状，一定会发生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被当时学者一致指认为农民问题的症结。中国农业人口及土地状况在民初及其以前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有位学者依据1926年初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发表的土地调查资料，推算当时全国农民人口为3亿3千6百万，其中无地雇农、游民兵匪和佃农为1亿8千6百万；有地农民为1亿5千万，其中占44％的人口，即6千6百万的“贫农”只占有土地的6％，而人口的30％，即大约4千5百万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9％。这就是说，全国有2亿5千2百万农民无地或少地。即“每100个农民之中，总共有75人是必须要求土地的了。”⑤结论是，获得土地是农民的普遍要求。 上述有关人口的推算不一定精确，但地主占有80％左右土地的判断，应该说基本符合当时情况，尤其在南方。如在井冈山地区，山地和林场大部为地主豪绅霸占⑥。毛泽东于1930年在江西兴国的调查可作印证，毛泽东说“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⑦ 当时的社会舆论还要求，将农民从残酷的经济剥削中解救出来，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学者对农民收入和支出算了一笔账。农民一年耕作收支相抵，佃户毫无入息可言。其生活费用，不得不藉他种来源以补足之，一遇凶年困苦更不堪设想。进而指出，“这种情形，是迫令下层贫农，离开土地，或铤而走险，为其唯一自救的方法”，“他们有了相当机会，随即有发动的可能，我们应当明了最近的农民运动，是受自然力律支配的，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现象”。⑧ 平心而论，上述社会舆论不乏真知灼见，其预见颇有先见之明。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充当了起义的领导者，革命的内容即为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成为革命的口号。⑨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初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社会舆论缺乏应有的反应，对农民的生活现状表现为麻木不仁，低估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力量，忙于应对旧军阀的战争。国民政府按部就班发布一些旨在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不可能解决农民的问题，以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阶级矛盾。 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国民党统治集团组织“围剿”红军前，只有一些地方在推行“二五减租”宣传中，提到了农民反抗斗争的现实威胁。 “二五减租”是早在1926年10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作出的决定，即减轻佃农田租25％。但这一决定过去了三年，仍未有具体实施办法。国民党中央在解释原因时讲了两条，“(一)此种重要政策之实施，最要在办理适宜，故计划必须周详，推行必须尽力，而尤须有负责推行之各种行政建设之预备；(二)各种情形不同，地方自治机关既无组织，地方行政制度亦复简陋，必须先确立县行政制度，完成村乡自治之组织，然后有负责行法之机关与负责行法之人。”⑩然而要等到上述条件具备，农民还要忍受重租剥削若干年。 浙江是最早推行“二五减租”的，1927年6月经省政务委员会通过。但推行中遭到地主士绅的百般阻扰。颁行一年后省当局承认，“减租的成绩看来实在令我们非常痛心”。“自减租的命令颁布之后，农民当然要遵照减租的，而因地主居然反对，遇到农民要坚持减租的，便藉词陷害，给他一顶帽子，捉将官里走。或者藉口自种，将佃户退租。尤其可恶的是，竟敢非法组织产权联合会。明白仗胆的反抗政府，剥削农民。结果全省之大，实行者仅十余县。”(11)“二五减租”成了与虎谋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