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19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松丹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福建 361005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共发现了32部“左翼电影”,它们主要出品于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等上海几大电影公司。这些“左翼电影”或由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编导,或为左翼影人撰写的左翼影评催生,表明其与中共存在密切关系。中共之所以能够影响电影界,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政治环境的变动,使得中共可以组织左翼影人在公开合法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左翼影评,甚至进入电影公司编剧、导演或主演“左翼电影”。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10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3-0069-09

       有关1930年代“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争论较多的话题。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以来,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便被纳入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内,视为中共试图借助电影作政治宣传,以与国民党作政治文化斗争的产物①。近来,这种观点开始遭到学界的质疑。萧知纬《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神话》一文指出,很多后世所谓的经典“左翼电影”,在当时都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审查,甚至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推崇和褒奖②。孙健三《中国早期教育电影的辉煌一页》一文甚至指出,后世所谓的74部“左翼电影”,其实在1930年代被国民党视为“正统”的“教育电影”③。言下之意,“左翼电影”是国共两党共同合作而非斗争的产物,或者说“左翼电影”其实是由国民党提倡的一种电影类型。假若如此,1930年代“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便不是那么密切,甚至可能毫不相关。为了解决这一学术争论,笔者撰写了《教育电影还是左翼电影: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研究再反思》一文,对“左翼电影”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它其实是国民党眼中的“宣传赤化影片”、“阶级斗争电影”或“左倾色彩影片”。它的范围明显小于程季华等学者定义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三反电影”,仅属于后者的一个部分。相对“正统”的“教育电影”而言,“左倾色彩影片”是一种“异端”的电影类型,被国民党视为中共试图借助电影作政治宣传的产物,因此而成为国民党禁映或修剪的主要对象之一④。“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由此得以再次明确。然限于主题和篇幅,拙文并未对“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展开细致的探讨,特别是中共直接参与制作了哪些“左翼电影”,以及如何参与制作“左翼电影”等问题,尚未给予完全的解答。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左翼电影”本身人手,在讨论清楚“左翼电影”到底有哪些的基础上,细致梳理“左翼电影”与中共的关系,进而探讨此“关系”发生的原因。

       一、“左翼电影”有哪些

       既然“左翼电影”是国民党眼中的“左倾色彩影片”、“宣传赤化影片”或“阶级斗争电影”,那么我们便可按图索骥,从国民党眼中的“左倾色彩影片”入手,查检“左翼电影”究竟有哪些。从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方面陆续发现了“左倾色彩影片”。1933年4月发生的“浙省密报事件”,是国民党发现“左倾色彩影片”的开端。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向行政院提交的呈文中,提及了7部“左倾色彩影片”,它们分别是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天明》(1933,孙瑜编导)、《三个摩登女性》(1933,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城市之夜》(1933,贺孟斧、冯紫墀改编,费穆编导)、《续故都春梦》(1932,朱石麟编剧,卜万苍导演),以及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失恋》(1932,张石川导演)、《狂流》(1933,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和天一影片公司制作的《孽海双鸳》(1933,邵醉翁编导)⑤。随着“浙省密报事件”的出现,“左倾色彩影片”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国民党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于10月19日、11月11日禁映了2部被认定为完全意义上的“鼓吹阶级斗争影片”,即华电影片公司的《摧残》(1933)和联星影片公司的《歧路》(1933,侯枫编剧,鲁史导演),并于10~11月份前后修剪了5部蕴含“鼓吹阶级斗争”情节或字幕的影片,它们分别是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压迫》(1933,洪深编剧,高梨痕导演)、《姊妹的悲剧》(1933,胡萍编剧,高梨痕、王吉亭导演)、《铁板红泪录》(1933,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以及天一影片公司制作的《挣扎》(1933,于定勋编剧,裘芑香导演)与天北影片公司摄制的《三叉路口》(1933,王天北导演)⑥。

       1933年11月12日,自称“中国电影界/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⑦的组织发动了“艺华事件”,捣毁艺华影片公司摄影场等处,并散发《宣言》传单,指艺华影片公司为“共产党宣传机关”,是“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的“大本营”,拍摄了《民族生存》(1933,田汉编导)、《肉搏》(1933,田汉编剧,胡涂导演)、《烈焰》(1933,田汉编剧,胡锐导演)、《中国海的怒潮》(1933,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与《前夜》(1933)等5部“鼓吹阶级斗争之电影片”⑧。1934年1月22日,复有“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理事会”将其《铲除电影界赤化活动宣言》函寄国民党党政各部门,并公开刊登于上海各大报纸。该《宣言》称明星影片公司的《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丰年》(1933,阿英编剧,李萍倩导演)、联华影业公司的《风》(1933,吴村编导)与艺华影片公司的《民族生存》、《肉搏》、《烈焰》、《中国海的怒潮》、《黄金时代》(1934,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等正在摄制或已制而未公映的8部影片,以及联华影业公司的《天明》、《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母性之光》(1933,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与明星影片公司的《狂流》(1933,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女性的呐喊》(1933,沈西苓编导)、《盐潮》(1933,郑伯奇、阿英改编,徐欣夫导演)、《压迫》(1933,洪深编剧,高梨痕导演)、《香草美人》(1933,洪深改编,陈铿然导演)等已经获得准演执照并已公映的9部影片,均属“宣传赤化影片”⑨。

       次年,即1935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调查报告又指出了11部“左倾影片”,它们分别是联华影业公司的《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1933,蔡楚生编导)、《城市之夜》、明星影片公司的《上海二十四小时》、《春蚕》(1933,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黄金谷》(《丰年》)与艺华影片公司的《中国海的怒潮》、《民族生存》、《人之初》(1935,史东山编导),以及电通影片公司的《桃李劫》(1934,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风云儿女》(1935,田汉编剧,夏衍改编,许幸之导演)⑩。其中《都会的早晨》、《春蚕》、《人之初》、《桃李劫》、《风云儿女》等5部电影属于上海市社会局新发现的“左倾影片”,其余6部在此前已被指出过。根据以上“左倾色彩影片”或“宣传赤化影片”的名单,现制成表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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