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作为毛泽东哲学的经典著作，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独特的问世历程和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们自问世以来，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诠释和评价。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与文化哲学是人们解读《实践论》、《矛盾论》三种不同视域。在理论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内容被系统阐释；在实践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品格被深刻揭示；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实践论》、《矛盾论》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领导群体培育的价值得到彰显。分析这三种哲学视域的视界特点，阐释它们的诠释贡献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内涵、哲学品格和当代价值。 一、理论哲学的解读视域 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系统细致的理论阐释，在我国曾经是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方式。如果把这种方式称之为“理论哲学”[1]视域的话，这里所说的理论哲学，不同于哈贝马斯语境中的“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因为它并不简单地与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对立。因此，所谓理论哲学的视域，在最确切的意义上，是指对《实践论》、《矛盾论》进行体系化解读的方式和视角。显然，理论哲学视域关注的焦点指向哲学理论的逻辑严密以及相应的学术品位。 在对《实践论》、《矛盾论》的体系化解读中，有两种并不完全一样的方式：一种是各色各样的专题解说著作或论文；另一种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几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教育的熟悉而又习惯的方式。通过理论哲学的解读方式，内含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基础理论成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话语。正是在被系统解说的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论》、《矛盾论》，突破其诞生的最初形态(提高青年干部理论思维水平的演讲大纲)，成为统一新中国亿万人民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 然而，相应的问题也潜伏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之中。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演讲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2](P58) 施拉姆的上述文字触及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代领导集体诞生的曲折过程，因此很有震撼力。但是，这种理解是在理论哲学视域中形成的，它捕捉到了《实践论》、《矛盾论》与西方哲学专业学者的哲学论著之间的差别，因而做出了“照搬”和“不理想”的论定。这种论定实际上提出了理论哲学对于哲学思想的学术性诉求。 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下，致力于论证《实践论》、《矛盾论》在理论逻辑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成为很多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艰苦工作为人们理解《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创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仅仅在理论哲学视域中解读《实践论》、《矛盾论》还不能充分彰显它们的历史背景、丰富内容、实践价值和特殊品格。在这种视域下，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家的角色及其肩负的历史重任被遮蔽了，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哲学视域中探讨毛泽东在延安学哲学、用哲学、讲哲学的动机和历史事实不符 事实说明，毛泽东在延安读苏联哲学教科书、做哲学演讲的动机不仅仅是或者主要的不是为了锤炼和展示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更不是为在党内争权夺利服务。 毛泽东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3](P109)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特殊的实践需要激发了毛泽东的读书、演讲和写作热情，这个实践绝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 斯诺曾经以记者的身份描述过作为《实践论》、《矛盾论》问世“第一稿”——毛泽东延安哲学演讲的背景：“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毛泽东——引者注)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4](P283－284)斯诺的描述表明，毛泽东学哲学、讲哲学更主要的是为了培养从事政治辅导工作的领导后备军，帮助那些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