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云峰,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何云峰(1972— ),男,河南孟津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

原文出处: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纵观古今中外,毛泽东堪称最为彻底的革命家。夺取政权对毛泽东来说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人性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在执政以后试图挑战乃至颠覆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传统秩序和观念,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不惜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不惜与多年的同事和战友分道扬镳。尽管其最终结果并不理想,但他探索新社会新道路的愿望和勇气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从时代的高度认真反思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对于每一个关心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思想者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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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4-0084-07

       毛泽东一生对革命情有独钟,即使在执政之后,他依然热衷于扮演革命家的角色。晚年毛泽东声称:“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①对于革命的永恒性他始终坚信不疑。直到临终前,他还发出这样的预言:“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②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这种热情在古今中外的执政者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晚年毛泽东对革命的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涵盖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而且触及到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最深层次的问题。探讨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对于深化晚年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国外以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为代表,对毛泽东晚年的革命观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国内以萧延中主编的《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王也扬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为代表,对毛泽东晚年的革命观有深刻的解读。但是,也应看到,对晚年毛泽东革命观的专题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是缺少对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的总体把握和全面梳理。本文将对毛泽东晚年革命观做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一、政治革命:向“走资派”宣战

       毛泽东的人生信条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反抗”模式构成了毛泽东对革命起源的基本解释框架。他认为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剥削、压迫、奴役是导致革命的直接原因。人们不甘于受压迫,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期望通过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③

       毛泽东以“压迫—反抗”模式解释革命的起源,既是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也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自幼就具有反抗精神和倾向。他小时候最喜欢读的小说就是反映农民揭竿起义、反抗压迫的《水浒传》。在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时,他当面顶撞了父亲。父亲追着要打他,他以跳到水塘里相威胁,迫使父亲做出让步。他从斗争中总结出一条重要规律:“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④青年毛泽东更是极力主张反抗压迫。“五四”时期他就喊出了“以奋斗反抗强权”的口号,主张反抗一切强权的压迫,声言“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⑤为了推翻压迫人民的强权,毛泽东毅然投身革命,拿起枪杆子,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晚年的毛泽东,革命斗志依然不减。他敏锐地发现了新政权蜕变为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的危险性。1956年刚刚进入社会主义门槛,毛泽东就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⑥为了避免形成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毛泽东持续不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毛泽东发现这些运动实际上遭到了各种抵制,收效甚微。阻力来自哪里?毛泽东在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后给出了答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⑦在这里,毛泽东提供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的基本根据。反抗走资派的压迫,向一切走资派宣战,乃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诉求。

       “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考。当今中国腐败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严峻形势提醒我们,毛泽东当年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发生政治权力蜕化变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就会出现新的压迫人民的强权,理论上的“人民公仆”就会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官老爷。

       问题是发生政治权力蜕化变质的根源在哪里?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是主要诱因。相应地,要防止政治权力的蜕化变质,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旦发现政权已经开始蜕化变质,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发动政治革命,重新夺权,打倒那些“走资派”。这些看法实质上都是沿袭了传统的人治观念,在现代眼光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政治权力蜕化变质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在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制约。要防止政治权力的蜕化变质,单靠思想教化是不行的,必须把权力装进民主制度的铁笼子。当一个专制政权彻底“烂掉了”,需要诉诸政治革命时,必须确立这样的观念:仅仅改换领导层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改变。只换人而不换制度,只能说是起义、造反或者是政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无论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只要没有完成制度转型,最终都会重蹈前任的覆辙,成为新的强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如果新政权建立后不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转型,就永远无法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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