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有多少种语言？全世界有多少种语言？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回答。为什么？这里涉及语言身份识别的标准和方法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语言和方言的界限问题。近期，该问题引起了境内外一些学者的广泛关注。事情起因是我198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识别和民族》（《民族语文》第2期第9-17页）的文章，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身份的识别问题。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回答中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讨论了语言识别与民族的关系，讨论了识别语言的复杂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语言识别的标准，按照谱系分类远近关系的原则，文章附录列出了中国境内已经识别的120多种语言的名称及其谱系远近关系。该文引起了境外学者的关注，被译成英文于1992年刊登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藏缅区域语言学》杂志上。 2 一封采访信 经过了许多年，2008年冬，我收到由《中国科学》杂志编辑转来美国《科学》杂志专栏作家迈克尔·伊拉德（Michael Erard）的采访信，信中提出了15个希望我回答的问题，问题以及我的回答大致如下： 问：您识别的第一种语言是什么？这项研究是于何时何地做出的？目前为止，您一共识别了多少种语言？ 答：我最早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在1953年，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学习，袁家骅老师带领我们记录侗语和水语。1954年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开始自己到广西、云南、贵州调查研究苗语和瑶语，直到1956年。那年夏天，研究所派我到四川调查研究羌语，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1960年。其后，我的工作主要做新发现语言的识别工作，1960年，我去云南省的中缅边境地区，开展了独龙语、怒苏语的调查，1964年，在四川和云南开展了普米语、柔若语和阿侬语的调查，1976年，去西藏中印边界东段开展了达让语、格曼语、义都语、门巴语、仓洛语等的调查，1978年去甘肃、四川开展了白马语的调查，1979-1982年，在四川和云南开展了嘉绒语、尔苏语、史兴语、扎巴语、木雅语、尔龚语、贵琼语的调查，1987年，去四川开展了拉坞戎语调查。这些语言差不多都是最近调查发现，并写出了初步的调查报告的。自1992年起，我开始组织我的同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立项一起开展中国新发现语言的调查研究。有1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老师与我一起，逐个对一些新发现的语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每一种语言写出一部描写性著作，由我和我的同事主编，命名为《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已经有近60种语言列入计划开展调查研究。现在已经有38种语言的著作出版。在2009年将有10多种新的著作问世。 问：您现在仍然在进行田野调查吗？如果是的话，您在哪里进行田野调查？ 答：是的。我几乎每年都会抽出一定时间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不仅仅调查小语种，也对藏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等进行过调查。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藏缅语族语言，调查的地区集中在西南几省。而且一旦开始记录具体语言，往往在村寨以及比较边远的山区。 问：想向您了解，在中国，从事田野调查的最棒的语言学家们都是由哪些机构培训出的？或者说，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和培训背景？ 答：一般由高等院校。那里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或语言学系，有专门训练记录语言的课程。有时为急需完成某个调查研究任务，也采取办语言调查培训班，用临时培训的方式。时间长的数月，短的一两周。针对语言调查开设的课程有普通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语言调查实习等。 问：中国从事田野调查的语言学家们，通常是在哪些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或者说，在中国哪些地区能够获取最多的新语言，做出最多的语言识别工作？ 答：数十万人使用的语言一般不需要专门去识别，我们现在识别的语言，一般使用人口不多，从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最多几万人，往往分布在比较偏僻的地区，或高山、或海岛、或边境、或人烟稀少的地区，交通不发达，生活不方便，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我最近发表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主编的《语言学论丛》第36辑上，叫《中国空白语言的田野调查》，较详细地描述了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的情况。 问：您认为中国总共存在多少种将会被识别的语言？中国实际上总共存在多少种语言，总数是多少？ 答：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出版了一部由我主编的书《中国的语言》，由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该书收集了129种语言，但是我们现在实际已经识别了134种语言，因为那本书的截稿时间是20世纪末。至于语言的数量，我们和境外的学者在识别语言的观点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分歧。我们比较严格，境外比较松。这一点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章中已经提到了识别语言的标准。这是我们区别语言和方言的基本标准，不像境外的学者以是否能够听懂作依据。 问：我们非常想了解中国的语言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哪些工作？您可否给我们推荐一些其他的作相关研究的语言学家，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想跟他们聊聊，谢谢您。 答：在《中国的语言》书里，有近百位我同事的名字。我可以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但须得到其同意。 问：您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着重说明了语言辨别工作的重要性。这是否使得此后在中国探讨语言多样性的工作变得更为容易？使语言学家的工作更为容易？还是说，使该工作变得更难了？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