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关于语言共性的讨论一直是国外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且不说不计其数的单篇论文、专著和论文集，各专业期刊纷纷发起讨论、集中发表讨论文章就有五次之多，分别是：《语言研究》Studies in Language 2004年28卷第3期）、《行为和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2009年32卷第5期，后简作BBS）、《语言》（Languae 2010年86卷第3期）、Lingua（2010年第120期）、《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 2010年2762期）。其中以BBS和Lingua的讨论参与人数最多，话题最为集中，讨论也更广泛、深入，影响最大（参见姚岚2013）。 这两次讨论始于埃文斯和莱文森（Evans and Levinson，简作“埃-莱”）发表于BBS 2009年第5期的一篇名为“语言共性的神话：语言的多样性及其对认知科学的重要性”（The myth of language universals:Language diversit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cognitive science）。该刊将其作为一篇标靶论文（target article），邀请学者参与讨论。文章一经发表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先后有50多位学者参与讨论。此后，Lingua杂志又接过话题，于2010年（第120期）设专栏讨论，两刊都在讨论的最后安排埃-莱作一次回应，有来有往，精彩纷呈。本文就标靶论文和讨论文章的主要观点作简要综述和评论。 2.埃-莱的主要观点 生成语法认为语言间的差异是表面的，如果作形式上的抽象，个别语言间的差异就会消失。埃-莱称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对心理语言学、语言进化研究、语言习得、神经认知、话语分析和识别以及认知科学的各个分支都有极大的消极影响。这种误解的产生可归咎于以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交叉和对话中，生成语言学成为代表语言学界的观点，该理论在认知科学领域深入人心，以至UG（Universal Grammar，普遍语法）成为关于人类语言共同点的代名词。语言共性不是来自于空对空的假设或基于个别语言的抽象，只有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才能证明是否存在语言共性。当类型学家面对大量的跨语言事实时，共性归纳绝非易事。埃-莱认为语言类型学家有责任通过对话让认知科学领域的学者知道语言的多样性，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UG。埃-莱的文章发表于认知科学的专业期刊BBS，这也体现了他们撰文的目的。 2.1 语言的差异性 埃-莱从语音、音系、句法、语义等层面以及若干概念入手说明共性其实不存在，多样性才是语言的真实面目。在语音层面上，有的语言有十几个音素，有的有一百多个，而手势语则没有任何音素。单是手势语就可以颠覆“所有的语言都有口腔元音”的共性。各语言中的发音方式、发音部位也变化多端，应有尽有，并且传统的描述音素的方法以及CVC音节结构①并不适合所有语言（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3）。形态上的差异性更明显，英语中用一个句子表达的意思在有些语言（如卡尤加语Cayuga）中可能一个黏着的词就可以表达，这意味着对词和句子的重新定义。就词类而言，通常所说的四大开放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并不具普遍性。另一方面，传统词类的划分无法涵盖一些语言中出现的新词类，如状貌词（ideophones）、位置词、副动词（coverbs）、量词等（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4-5）。 语义上的共性同样在跨语言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语法和词汇中编码出来的概念在各语言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如有的语言没有逻辑连接词if、or等，有些语言没有表示“蓝色、绿色、手、大腿”的词，有些语言中没有时、体、数词、第三人称代词等。另一方面，很多语言中的语义区分在印欧语言中闻所未闻。例如在中波莫语（Central Pomo）中，任何判断都必须说明言据来源；夸夸嘉夸语（Kwakwala）中必须标明所指之物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澳大利亚土著语必须注意参与者之间的亲属关系。这足以说明，人们用各语言特有的系统表示不同的意义，而不存在固定的、先天赋予的思维语（mentalese，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5-6）。 埃-莱进而说明无论是生成语言学意义上的普遍语法，还是语言类型学意义上的语言共性都是不存在的（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36-7）。埃-莱又以主语、成分组合关系（constituency）和递归性为例说明通常所用的语法概念都表现出很大的跨语言差异性（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0-2）。 2.2 协同进化模式：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框架 语言的差异性既挑战了生成语言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同时呼唤新理论的诞生。新理论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如何解决人类语言共同的生物基础和语言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埃-莱提出认知和文化的协同进化（coevolution模式，认为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是两个不同的轨迹，彼此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这种双轨模式为适应文化环境特征的生物进化提供机制。语言的差异性通过文化轨迹的多样化来解释，在此轨迹中语言特征的进化过程与人口遗传学的进化过程类似。这些过程导致人口条件的产生，而后者为新的人口变体的产生提供环境，若干选择因素及限制条件导致出现不同的变体（Evans and Levinson 2009a:444）。语言的多样化和杂交过程同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且遵循人口生物学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