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ne和Kuteva（Heine，2007、2008; Heine & Kuteva，2003、2005、2006、2007、2008）的“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是近年来历史语言学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创获。这个理论模型揭示了语法结构和语法意义跨语言迁移的内在过程，尤其比较深入地解释了一种语言如何从另一语言中获得语法意义或语法结构。不过，Heine和Kuteva的语法复制理论虽然对接触引发的语法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但有关语法结构复制的讨论则尚欠全面和深入，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境内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中所观察到的语法复制的一个重要机制，即“构式拷贝”（constructional copying），在他们的“语法复制”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中未能涉及。 本文基于中国境内语言（南方民族语言）的材料，讨论语法结构复制的两种机制：“结构重组”（restructuring）和“构式拷贝”。“结构重组”主要是指一个语言（复制语）的使用者依照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语法（句法和形态）模式来重排（rearrange）或择定（narrow）自己语言里意义单位的语序；“构式拷贝”指的是一个语言的使用者仿照另一个语言的模式，用自己语言的材料构建出与模式语对等的（形态/句法）结构式。本文将证明，至少就我们接触到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事实而言，“构式拷贝”无疑是语法结构复制的一个重要机制。 2.Heine和Kuteva的语法复制理论 历史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演变时总是难以回避两个非常关键但又十分棘手的问题：（i）语言接触能否引发语法演变，析言之，一种语言能否从另一语言获得语法特征？（ii）语言接触如何引发语法演变，换言之，一种语言如何从另一语言获得语法特征？问题（i）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曾引起不断争论，极端者当属所谓的“萨丕尔与博厄斯之争”。①不过，Weinreich（1953）问世之后特别是Thomason和Kaufman（1988）著作出版以来，问题（i）就不再成为历史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很少有人还会对问题（i）做出否定性回答。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是问题（ii），即一种语言是怎样从另一种语言获得语法特征（语法语素、语法意义或语法结构）的，或者说，一种语言的语法特征是如何移入（transfer）别的语言的？对于问题（ii），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径用“借用”（borrowing）来回答，也就是说，人们通常用“借用”来指称语法特征跨语言的迁移过程（如Haugen，1950、1992；Harris & Campbell，1995；Campbell，1999； Trask，2000；44； Aikhenvald，2002：3）。Harris和Campbell（1995：122）甚至将“借用”作为句法演变的三个基本机制之一：“‘借用’是指这样的一种演变：一种外来的句法模式（外来模式的复制品或至少是形式上非常相似的结构式）通过所接触语言中‘供贷模式’（donor pattern）的影响被并入‘借语’之中。” 不过，跟绝大多数文献一样，Harris和Campbell（1995）的“借用”失之笼统，这个术语在概念上等于Weinreich（1953）和托马森（Thomason，2001a；Thomason & Kaufman，1988）的“干扰”（interference），以及Heine和Kutava（2005、2006）等众多学者的“迁移”（transfer）。实际上，Harris和Campbell（1995）所定义的“借用”几乎等于“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② 近年来，Heine和Kuteva（Heine，2007、2008；Heine & Kuteva，2003、2005、2006、2007、2008）将语法化理论与接触语言学结合起来，构建出“语法复制”的理论框架，从而对问题（ii）做出了异于前人的回答。Heine和Kuteva的上述著述在Weinreich（1953）的基础上，将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分为“语法借用”（grammatical iorrowing）和“语法复制”（grammatical replication）:语法借用是指一个语言（源语）的语法语素迁移到另一个语言（受语）之中；语法复制则是指一种语言（复制语）仿照另一种语言（模式语）的某种语法模式，用自身的语言材料在复制语中产生出新的语法结构或语法概念。③语法复制包括“接触引发的语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和“结构重组”（restructuring）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概念演变过程的复制，后者是一个语言（复制语）对另一个语言（模式语）语法结构的复制。④Heine和Kuteva的分析框架如图1。
据Heine和Kutava（2005、2006、2008）的观察，这里的“结构重组”（restructuring）除了作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的一种副现象或后果外，主要跟两种策略密切相关：一是“重排”（rearrangement），即一种语言（复制语）的使用者仿照另一种语言（模式语）的某种语序模式将自己语言中对应语法结构的语序进行重排，例如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语方言的使用者仿照马其顿语、阿尔巴尼亚语等印欧语领属结构式的语序模式，将自己语言中领属结构式的语序由“G-N”重排为“N-G”，比如“阿里的父亲”，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语方言说成babasi Alinin（the father of Ali），而不是标准土耳其语的Alinin babasi（Heine & Kutava,2005:112、2006:64-65）。另一种策略是“择一”（narrowing），即复制语的使用者从其可选的若干结构选项中选取一种跟模式语相同的结构，从而跟模式语的语序模式建立起对等关系（参看Heine & Kutava，2005：114，以及本文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