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纸本文献是指用软笔及硬笔书写在纸张上的古籍或文字资料。在宋代版刻流行以前，中华文明的传承曾长期依赖于手写纸本文献；宋代以后，手写纸本文献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以敦煌文献为代表的手写纸本文献的大量发现和刊布，手写纸本文献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与之相适应，一门崭新的学问——手写纸本文献学——也正在孕育和催生之中。 一、古代文献传播载体的演进 依据记录文字的方法及载体的进化，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播大体可分为铭刻、写本、印本三个大的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写本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抄写的文献，按其载体不同，又可分为简帛和纸本两类（后者即本文讨论的手写纸本文献）。印本是指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文献。其中手写纸本文献承前启后，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商周前后，铭刻是古代文明书面传播的主要方式。但由于用作铭刻的材料或珍贵难得，或笨重不便，加之契刻费时，所以文字使用的范围非常有限。如甲骨文主要是商王朝的占卜记录，金文主要是作器者的族名、先人名号及史官的记事文字，陶文主要是工匠名号或题记，石刻文字主要是纪念性碑铭（东汉晚期起才有所谓石经）。这些文字资料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流通、阅读，并非真正的书籍，所以铭刻还不能作为我国古代书籍流传的一个阶段。 春秋以后，竹简、木牍、缣帛逐渐取代铭刻成为书写材料的主体，写作方式也从契刻变为手写，毛笔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书写较以前大为便利，文字使用的范围有所扩大，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的书籍。但“缣贵而简重”①，仍不便于普及使用。大约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技术。东汉和帝永元、元兴年间（89-105年），蔡伦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由于纸张薄软轻灵的特质，便于书写、携带和保存，而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于是“莫不从用焉”。魏晋时期，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册为主。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②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于是书籍的流传从简帛时期迈向手写纸本时期。 纸墨的普及，促进了浮雕印章和石碑拓印的流行，也为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刻本（S.P2号）是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雕刻版面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就显示出效率高、印刷量大的优越性，所以印刷术的发明对书籍传播而言是一场革命。但早期的印刷品主要用于雕刻历书、医书、韵书、佛经等实用图书。五代时期后唐宰相冯道受命印制“九经”，开大规范印刷儒家经典的先河。宋代以后，印本进一步取代写本成为古代文献传布的主流，书籍的装帧也从卷轴变为册叶，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手写纸本文献大观 如上所说，从东汉到五代，继简帛之后，手写纸本文献流行了一千多年，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由于宋代以后印本流行，写本古书风光不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写本也日渐湮没无闻。正如池田温先生所说：“相对于写本，刊本的优势地位是决定性的。因此进入印刷时代后，写本书籍几乎全被废弃了。”③清末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曾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一些早期的手写纸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公元前179—前142年）的古地图、晋代的《战国策》《三国志》写本，等等④，但数量都很有限。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人们从中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手写纸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手写纸本文献陆续公诸于世，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手写纸本文献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域之中。于是，写本文献开始和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互相补充。下面我们拟按主体抄写时间的先后，把最为重要的手写纸本文献资料作一番梳理。 （一）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指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晋唐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手写纸本文献，分藏于中、德、英、俄、日、美等国的公私藏书机构，总数达5万号左右，但现已刊布的仅一万多件。吐鲁番文书的抄写时代主要为晋、前凉、北凉、高昌及唐西州时期，文书内容包括官府函件、簿籍、契约、案卷、衣物疏、墓志、四部古籍、佛经等，多姿多彩，数量庞大，是魏晋六朝纸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其中旅顺博物馆藏西晋元康六年（296年）《诸佛要集经》残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纸本文献。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为主编纂的《吐鲁番文书总目》已出版日本收藏卷（陈国灿、刘安志编）、欧美收藏卷（荣新江主编）。相关整理著作有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版）、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和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日本法藏馆，1984-2010年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