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战国文献中“不”和“弗”的区别

      以传世战国文献为语料来研究“不”和“弗”区别的论著可以见到，以部分出土战国文献①为语料来研究这个问题的论著也可以见到。但是，以全部的出土战国文献为语料、并用新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的论著则见不到。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一 以往关于“不”和“弗”区别的各种说法

      关于古代汉语中“不”和“弗”的区别，过去有几种说法。

      第一，“不”相当于今天的“不”，而“弗”等于“不+之”。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丁声树（1935），他认为“弗”字略与“不之”相当。之后，Boodberg（1937）提出了“弗”是“不之”的合音的说法。再后来，Graham（1952）认为“勿”是“毋之”的合音形式，吕叔湘（1955）也同意此说。Graham（1952）、吕叔湘（1955）都指出，“弗=不+之”和“勿=毋+之”适用于《左传》《论语》《孟子》等，对于甲骨文、金文和《尚书》是不适用的。王力（1989：134）也认为“弗”“勿”具有副词兼代宾语的职能，在意义上等于“不之”和“毋之”。周守晋（2005：191）认为王力的说法比较合理，“弗”是一个兼有指代成分的否定副词。魏培泉（2001）提出了“拼合说”，他主张“弗”是由“不之”拼合而成。

      对于这种说法，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如黄景欣（1958）、周光午（1959）、冯春田（1986）、何乐士（1994）、杜百胜（Dobson，1966）、蒲立本（Pulleyblahk，1978）、何莫邪（Harbsmeier，1992）、高思曼（Gassmann，1993）、何乐士（2004）等。

      我们也认为这种“弗=不+之”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在出土战国文献中可以见到“弗+V+之”（“V”代表动词）这样的例子：

      （1）唯（虽）（厚）丌（其）命（令），民弗从之（矣）。（《郭店楚简·成之闻之》）

      （2）人唯（虽）曰不利，（吾）弗（信）之矣。（《郭店楚简·缁衣》，又见于《上博楚简·缁衣》）。

      （3）凡者，求丌（其）心又（有）为（伪）也，弗（得）之壴（矣）。（《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又见于《上博楚简·性情论》）

      （4）能（一）牙（与）之齐，终身弗改之壴（矣）。（《郭店楚简·六德》）

      （5）尽九月，其人弗取之，勿鼠（予）。（《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

      很明显，如果“弗”等于“不+之”，那么就不会见到“弗+V+之”这种句式。因为既然“弗”等于“不+之”，那么就不会在“V”后再出现“之”。在出土战国文献中，还可以见到很多“弗+V+O”式句（其中“O”代表宾语），这种例子也是“弗=不+之”说的反证。因为既然“弗”等于“不+之”，那么就不会在动词后再出现宾语。

      第二，“不”表示一般否定，而“弗”则加重否定。这是蒲立本（1978）提出来的。他反对“弗”等于“不之”的说法，认为他所见到的许多反面例句足以证明这一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蒲立本认为“弗”应视为一个表示加重否定的虚词，经常与一些表示对比的强调配合。蒲立本的说法，其实源自何休。何休在给《公羊传》作注时，说过“弗者，不之深也”、“弗者，不之深者也”这样的话。黄景欣（1958）根据何休的注，提出“弗”和“不”的主要差别只是在于语气的深浅。刘丽静（2006）也赞同此说，她认为“不”和“弗”的本质区别在于否定语气轻重强弱的不同。

      何莫邪（1992）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下一例子里的“弗”，就谈不上是对否定的加强：“谓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则舟沉矣。’”（《战国策·韩策》）周守晋（2005：194）认为，何休所说的“弗者，不之深也”并不是说“弗”比“不”更强调否定，而是意在说明“弗”究竟包含了什么，使它的语气更深了。他认为，何休的用意在于让人明了“弗V”所隐含的东西，就是“V”应有的宾语部分。如果周守晋说可信，那么后人可能是误解了何休的话。

      我们认为，在出土战国文献中“弗”后动词一般处于句尾。在汉语中，自然焦点都处于句子末尾的位置上，这就是所谓的尾焦原则。所以准确地说，“弗”所否定的多是处于自然焦点位置上被强调的动词，这就给人以否定被加强的感觉。但这并不是“弗”的作用，而是自然焦点的位置赋予“弗”后动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