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2568(2014)04－0088－06 中图分类号：B834.4 文献标识码：A 1891年，恩斯特·格罗塞发表了论文《人类学与美学》，在西方人类学界开创了审美偏好(aesthetics preference)研究这一新的专业领域①，但是，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人类学公开发表的文献标题中才再一次出现了“审美”这一概念——这要归功于赫尔曼·贺伯林于1918年发表的论文《审美形式之原则》，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下文还会提及。遗憾的是，贺伯林的论文也只是昙花一现，再无下文，继格罗塞筚路蓝缕开创了审美人类学这一新领域之后，数十年间鲜有学者问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篇颇富功力的大作出现，此领域的研究始得到人类学界的瞩目。詹姆斯·费尔南德兹于1966年发表之《论非洲芳人美学中的对立与生命活力原则》正是这些力作中的一篇，故此我才推荐于本期《民族艺术》翻译发表，以飨中国同行。不过在评述该作之前，我们确有必要回顾从格罗塞到费尔南德兹这数十年间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所发生的变化。此数十年间，虽然具体的研究成果尚属寥寥，但在学理上却有了根本性的进展：首先，大多数人类学家已经不再像格罗塞本人及某些20世纪初的学者那样仅仅重视对器物本身的研究，而是将重点放在所调查的文化特有的审美观念上，这一转向影响颇为深远；其次，受此转向影响所及，人类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再相同，格罗塞关心往往是一些宏大的基本问题，诸如审美能力是否为全人类共有、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审美观各自特点等等，而后起的人类学家则倾向对特定文化的审美偏好进行细致的实地调查。当然，这一转向也是有得有失，对共时性研究的强调固然可以获得更丰富的资料，却也让我们失去了历时性的视野。 审美人类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研究转向 继格罗塞之后对美学问题提出自己观点的人类学家首推年轻的美国学者赫尔曼·K·贺伯林。贺伯林是弗朗兹·博厄斯的学生。众所周知，博厄斯是美国人类学的创始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博厄斯始终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以北美印第安人的图案设计为题写过好几篇文章，并于1927年出版了专著《原始艺术》，这是继格罗塞于1894年出版《艺术的起源》之后的第一本艺术人类学著作②。博厄斯还一直鼓励他的学生去做视觉艺术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以博物馆内的收藏品为对象，但也有一部分是立足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博厄斯在研究艺术时，也会涉及审美问题，不过在他的著述中对此着墨不多③，主要的贡献还是在于激发了他的学生——如鲁斯·L.本策尔④——尤其是“再传弟子”们对审美问题的学术兴趣——本文所推荐的费尔南德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贺伯林其实也是博厄斯的得意门生，遗憾的是，他在1918年就因病英年早逝了，只给后人留下《北太平洋海岸艺术中审美形式的若干原则刍议》这篇文章⑤。该文标题中的“北太平洋海岸艺术”系指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印第安人中的木雕制品，其中就包括为外界所熟知的“图腾柱”。虽然贺伯林没有在文章中提及格罗塞和其他的学者，但就各方面而言，他的研究其实是对格罗塞审美研究的继踵之作。贺伯林对格罗塞的仿效十分明显，两人在方法论上就如出一辙，例如，贺伯林强调，对北美西北部太平洋海岸印第安雕刻艺术中审美原则的归纳只能以这些艺术品本身所体现的形式特征为依据，这很明显是格罗塞的做法。而格罗塞的这一主张又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费策尔的理论之上的，格罗塞以费策尔的实证理论为基础确立了一套方法，供人类学者研究异文化中的审美偏好所用。不过贺伯林在论文中还未能对北美洲太平洋海岸艺术的视觉或形式上的审美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自己的论文还仅仅处于“刍议”阶段，在后续研究中才会提出更系统明确的观点。 这一论题就此沉寂了好几年，直到1921年，博厄斯的另一位学生、人类学家罗伯特·H·罗维才重拾这一话题，他运用格罗塞的方法全方位分析印第安艺术品所体现的形式特征，进而总结出引导土著艺术家创作的审美标准。罗维把他的研究简单地命名为《美学笔记》，他的研究对象是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制作的生兽皮箱(用生牛皮制作的袋子)上的几何图案⑥。依照费策尔的实证主义方法，罗维测量了一定数量的皮箱，这些皮箱分别是克劳和肖肖尼两个印第安人部落的作品，都收藏于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罗维测量了占据皮箱中心位置的矩形装饰图案的长宽比例，他假设这两个部落对长宽比例各有选择，这种选择反映了其各自的审美偏好，而最终罗维发现，与肖肖尼人相比，克劳印第安人看似在某种程度上“偏好”更扁长的矩形图案。 与格罗塞这样纯粹的书斋学者不同，贺伯林和罗维都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做过实地调查，不过在两人的美学研究中，他们依然沿袭了通过研究器物来归纳制作者视觉(审美)偏好的方法，这使得他们与那些依赖博物馆来进行研究的所谓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没什么区别，因为后者——包括格罗塞在内——是从不要求进行任何“田野工作”的。不仅他们，就连美国人类学创始人博厄斯在当时也乐于采用这种器物研究法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手段⑦。事实上，在当时的第一代专业的人类学者看来，这种研究方法颇具“客观性”，而他们又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准确客观，故而对此青睐有加。第一代人类学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知识氛围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当时的西方世界推崇所谓的“精确科学”，自然科学中注重对客观物质属性加以精确测量的风气也因此侵染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中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