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迪塞诺与艺术自律性的起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旭光,上海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234 刘旭光,甘肃武山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方美学史与艺术哲学研究。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艺术自律性产生过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手工艺分离的时期,艺术生产领域中的激烈竞争造成了艺术家们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和不断创造,从而造成了形式创造的相对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为迪塞诺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艺术与其他工艺生产的差异被区分出来,艺术的“创造性”也被上升到艺术的本质的程度,这构成了近代艺术自律理论的起源。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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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4)03-0033-(10)

       尽管理论上的“艺术自律”要到19世纪初期才产生,但这一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就产生了。至今,艺术借助自身的“自律性”,守住了自己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并逐步扩大了自己的领地。本文的兴趣就在于,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艺术实践会使得人们去设定在人类的“技艺”(这是艺术一词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最基本内涵)中具有“自律性”?技艺本身是“手段性”,为什么在艺术领域中,人们会把手段当目的,并且以此宣告自身的独立性?

       什么是艺术自律性?从词源来看,“自律性”(autonomy)由希腊文“自身”和“法则”两个词根结合而成,是康德通过对道德概念的剖析所得出的范畴,与“他律性”(heteronomy)相对而生。为了强调道德除了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强调道德本身的独立性,康德使用了“自律性”这个词,“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1](P60)在康德这里,“自律性”最初指涉意志自律性,“是意志由之成为自身规律的属性,而不管意志对象的属性是什么。……如若意志在它的准则与自身普遍立法的适应性之外,从而走出自身,而在某一对象的属性中去寻找规定它的规律(不是意志给予自身以规律,而是对象通过和意志的关系给予意志以规律),就总要产生他律性”。[1](P60~61)也就是说,“自律性”体现在主体意志为自己立法,不被外在对象所左右。这是康德从道德中发现的自律性的一个基点,从中可以导出四个相互关联的有机要素:“无功利性”、“普遍性”、“自由”、“自为”。它的对立面是他律性,即为外在于自身的他者所规定,从而成为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进而被约束,不自由。

       康德在道德精神中发现自律性后,又将其引入鉴赏判断。“判断力对于自然的可能性来说也有一个先天原则,但只是在自己的主观考虑中,判断力借此不是给自然颁定规律(作为自律),而是为了反思自然而给它自己颁定规律(作为再自律)。”[2](P20~21)判断力的先天原则作为鉴赏判断的依据,也就使得鉴赏判断有了自律性。它不受个人主观偏好、功利性需求、感官刺激等外在因素的规定,也不受外在于自身的客观标准所制约,康德指出的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都与自律性结构中的四要素相关。

       最先将自律性引入艺术领域的是一个康德的信徒——19世纪初中期的德国音乐理论家汉斯立克。他提出:“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从它自己的特殊的条件中探索它的规律,即音乐有它的自律性(Autonomie)。”[3](P249)汉斯立克在音乐中通过对音乐美的分析引入自律性,他试图在音乐的自身形式之中找出音乐美的内在规律,并将这一规律理解为音乐的自律性,从而强调音乐不被其他领域的对象所规定,也拒绝指涉外在对象。

       20世纪中期,法兰克福学派为了抵抗一个日益商品化、产业化和物化的世界,刻意强调了艺术的自律性,并以此赋予艺术以乌托邦性质的救赎功能。阿多诺就认为:“……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通过凝结成一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显示其‘社会效用’,艺术凭藉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4](P386~388)

       自汉斯立克到阿多诺的艺术自律理论,与美学中的形式主义相结合,最终转化为这样一种美学信念:艺术有一种超越功利性、社会性、内容性的自我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就是“形式创造”!是创造或完善一种“艺术语言”,追寻一种独特的风格,甚至就是一种独特的“技艺”。这种自律性追求变成了对艺术作品的规定性的追求,也变成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进而成为评价艺术的尺度。尽管艺术自律性在理论上的成熟要到19世纪,但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代,随着艺术与其他人类技艺的分离就已经产生出来,并且改变了人们“观看”艺术的方式。本文认为这种追求发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在这个城市,“手工艺品”成为“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了艺术自律性,也催生了造型艺术的“艺术性”!

       一、竞争与艺术之“艺术性”的萌芽

       文艺复兴时期之前人们无法区分手工业生产和我们所说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甚至连“艺术”(Art)这个词也指的是“技艺”。“艺术家”(artist)这个词也不存在,据说当时这个词仅仅指大学里学文科的学生。①指称我们所说的艺术家的词是artisan,而这个词更恰当的翻译是匠人或者技师。在行会体制下,艺术家与其他手艺人一样以作坊为单位从事职业活动,但并没有艺术家这样一个行会,而是与诸种手工艺术混合在一起。比如在佛罗伦萨,画家属于“医生和药剂师行会”,这或许和调制颜料有关;石雕艺术家则属于“石匠行会”;建筑师没有直接的行会,往往是画家和雕塑家兼的。这种行会划分恰恰说明了手工艺与艺术的融合状态,而在手工艺领域要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就必须要有高超的技艺。要知道,佛罗伦萨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高端手工艺术品或者说奢侈品的生产中心,其手工艺产品在质量的精细和造型的完美方面无可匹敌。佛罗伦萨制造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商业品牌,无论是毛呢、帽子、还是镜子,更不用说雕塑与绘画。但高品质源自一个规模较大的行业的激烈的竞争,②以及,正如坚尼·布鲁克尔所说,“佛罗伦萨最有价值的一种财产是她的工艺传统。从她的金银匠、刺绣工、雕刻师和画家的作坊中产生了一些欧洲工艺技术最精美的作品。这些工艺匠人的技巧和声誉为他们自身谋得了可观的收入,也增加了城市的财源”。[5](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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