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发着的审美过程及其内时间意识的构成

——论康德《实用人类学》美学思想中的时间性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彦顺,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刘彦顺,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原文出处:
求是学刊

内容提要:

在康德《实用人类学》中存在着极为丰富、深刻、透辟的时间性美学思想,他不仅认为文学艺术作品能够开启并完善地持存着人类的兴发性经验,而且从内时间意识是否流畅的构成角度对比了审美活动与科学认知活动的区别。康德还把审美活动置于“生活-之中”,为审美价值在时间性的绽出上觅得坚实之所,并把这种时机化实现于流畅的审美活动所呈现的内时间意识之中。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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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109-07

       与《判断力批判》之中的美学思想相比,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多了很多生机、趣味,体现出鲜活的人生哲学色彩,这时的康德就是一个可爱、有趣的哲学家与美学家,尤其是有关审美生活作为一种感性活动的时间性的精彩思考,更是此书的精华所在。

       一、文学作品与“兴发性”经验的保存

       在《实用人类学》之中,康德的美学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完满地保存那些“过程性”的或者“兴发性”的人类经验。这些带有兴发性的人类经验无疑属于时间性领域,尤其是现象学哲学家们所集中关注的领域。

       新康德主义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那托尔普曾对胡塞尔所作的“现象学还原”不以为然,在谈及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中那些所谓的“漂亮的发挥”,他认为只能“衷心地表示敬意,却实在没有多少东西可学”。[1](P85)原因就在于:“精神生活中的直接的东西,我们是不能直接达到的,而只能从它的客观化了的形象回溯,所以说这些形象应当预先在它们的那种本身纯粹客观的根据中得到保证。”[1](P86)关于他对胡塞尔的评价正确与否,本文暂不进行探讨,在此要关注的是那托尔普的确指出了一个哲学中存在的难题,即那些生活之中的体验显然是在主客不分离的构成状态下的一种逝者如斯般的运动或者绵延的过程,但是当我们试图去描述这些体验过程的时候,体验的过程就会中止,因为我们在回忆之中才能对业已发生的生活过程进行冷静地反思与描述,这肯定是一个矛盾。当然,那托尔普认为,康德的哲学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把思维解释成自发的活动,也就是说,解释成从一种无限性的根据中产生的作用,解释成行动、功能。”[1](P86)至少在《实用人类学》之中,康德的观点的确是这样的。

       在这部书中,康德的实用人类学是要探讨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生物由自身做出的东西或者那些能够和应该做出的东西。康德说,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具备强大的记忆力,来对曾经在大脑之中运行过的痕迹进行回忆、描述与反思,但是,康德说:“在他的观念的这种活动中他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他必须听其自然,因为他既不认识脑神经和纤维,又不理解它们在自己意图上的运用,因而所有对这个问题的理论上的玄想都完全是白费力。”[2](前言,P1)而且,更为具体的困难体现在:

       那觉察到自己被考察或被试图研究的人,也许会现出窘迫(难堪)之状,因此他不能表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或者就会装模作样,因此他又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本来的样子。[2](前言,P3)

       即使他只想研究自身,那么首先由于他那通常一旦产生便不容伪装的情绪冲动,他便进入一种尴尬的处境:当内心冲动在活动时,他不观察自己,而当他观察自己时,内心冲动又平息了。[2](前言,P3)这两个困难一是来自于他人,一是来自于自身,如果我们扪心自问而反省乎己,就会知道认知人类的性情心理之难。但是,康德说:“有些虽然不是人类学的直接源泉,但却是它的辅助工具,这就是世界史、传记,甚至戏剧和小说。”[2](前言,P3)关于戏剧与小说,康德强调说:“后两者依据的虽然并非实际经历和真实的东西,仅仅是虚构,并且允许对性格和人物置身其中的情境加以夸张,作梦幻般的设想,因而好像对于人类知识来说并没有教导任何东西,但是那些性格,如理查逊或莫里哀的作品所构想的,按照其基本特点却必须从对人物的真实举止行为的观察之中取来:因为虽然它们在程度上有夸张,但根据其性质却必定是与人类本性相符合的。”[2](前言,P3-4)与以上所引用的康德论述实用人类学的困难来看,他对文学作品的褒奖就意味着两个方面的指向:其一,包含情绪冲动在内的生活自身是滚滚向前的,这种运动着、生发着的时间性特性是其内在特性而不是另外附加上去的;其二,那些正在进行着、兴发着的情感、感觉、意义等可以在文学作品之中得以保存、保全,而处在知识界的哲学研究却往往会造成时间性、过程性的生活或感受的僵化、固结。就康德所列举的莫里哀的《伪君子》而言,答丢夫的伪君子性格就是在观众鲜活的、带有持续吸引力的且愉悦的观赏过程之中浮现出来的,而且,虽然答丢夫的伪君子性格与人类的某些本性是相符合的,但是这并不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个真实人物的镜子般的反映,而是对在生活之中那被遮蔽的“真”的一种彰显。就“真”的遮蔽而言,其丧失的正是那第一度的、质朴的原生状态,尤其是其时间性的生发状态,诸如康德所指出的上述两种情况就是这样,而且,看起来,这两种遮蔽的情况是极难避免的,因为它们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之中。

       康德认为,人具有“自我”的观念,人所说所做都能够反映出其“我性”,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我性”会发展为狂妄的个人主义:“理性的狂妄、鉴赏的狂妄和实践利益的狂妄,就是说,它可以是逻辑的、审美的和实践的。”[2](P3)何谓审美的个人主义?那就是:“审美的个人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对他来说他自己的鉴赏力就已经足够了,而不顾人家可能觉得他的诗、画、音乐等等很糟糕,加以指责甚至嘲笑。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判断孤立起来,孤芳自赏,只在自身之内寻找艺术美的标准,这时候,他就窒息了自己的进步和改善。”[2](P4-5)由此出发,康德认为一个人要意识到自己的观念,要么使用注意力,要么使用抽象观念,而且,这种抽象的能力要比注意力困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因为它表现出一种思维能力的自由和心灵任意处置其观念状态的力量”[2](P7)。这样的话,才能脱离审美的个人主义,成为如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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