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洪谦先生有系统的美学思想，这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如果说洪谦先生介绍维也纳学派、尤其是反形上学思想的诸多论点没有对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影响，那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以胡适、丁文江、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之争，表面上以科学派大获全胜而告终，但实际上胡适等人的科学派哲学基础并不牢靠，非但没有真正摧毁玄学派，反倒激发了像熊十力、马一浮、金岳霖、冯友兰、方东美这样熟习西方文化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的反击。 为了重塑中国哲学和美学，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了自己中西合璧的哲学或美学系统。然而，自洪谦先生回国，并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其《维也纳学派哲学》，①才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以科学为基础对形上学(玄学)的系统清理，突出表现在1946年11月11日的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上洪谦先生和冯友兰先生面对面的交锋。这场争论应该看作科玄在学理层面上的一次真正较量，倘若不能直面洪谦先生对玄学发出的种种拷问以及他的回答，那所建立的无论什么样的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形态恐怕都不能算是现代的，大约只能算作传统型态的变形。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产生的诸大师级学者中，真正对洪谦先生的发难认真对待而又重新思量该在中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和美学的学者，可能凤毛麟角，或许哲学界冯友兰、金岳霖、方东美以及美学界朱光潜够得上，其他多少都留有旧玄学的尾巴，很难经得起维也纳学派对玄学所发起的那些严格的质疑。 我写这篇文章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当今的许多学派(姑且这样称呼)实在还达不到冯友兰、朱光潜等老先生们的认识识度。他们轻易绕过了洪谦先生对旧玄学那些振聋发聩的拷问，而从所谓“超越”、“生命”、“直观”、“体验”这样一些本来需要极严格界定的概念而实际上他们却没有界定的概念出发，建立所谓的“中国美学”，这不能不使我内心感到一种无名的忧伤！写这篇文章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基于我个人对洪谦先生的怀念之情。20世纪80年代经我祖父(朱光潜)介绍，小姑(朱式乐)陪我曾拜访过洪谦先生，虽然那时我年幼并问不出什么哲学问题来，但洪谦先生那谦谦君子的长者风范在我脑海里却深深地刻下了印记，它足够我享受一辈子了！ 一、洪谦除了反形上学一面，还有“青春化”(die Verjungung)美学的一面 首先我要作一个说明和界定——即我这里讨论洪谦和中国美学的关系有两个限制。 一是文本的限制，我只取洪谦先生1949年前的《维也纳学派哲学》这本书为考察分析对象，倒不是说洪先生1949年后的《论逻辑经验主义》那本书毫无美学价值(实际也收入相当多1949年前的文章)，主要是我觉得他介绍维也纳学派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视角发生了变化，1949年前更注重学理的分析和探讨，1949年后更多是人物的介绍和观点的概要，偶有几篇以问题为线索来讨论逻辑经验主义，但也很少提及美学方面的问题。二是洪谦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学者，以致于他的学生都认为他本来应该更多表达自己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看法，而事实上他十分崇拜他的老师石里克，甚至把《维也纳学派哲学》这本书“献给我敬爱的老师石里克教授”。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只是在忠实地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自己则毫无系统的哲学观点。其实，我们不能简单把《维也纳学派哲学》仅仅看作是一本介绍哲学流派的读物，书中也包含洪谦先生的独特的理解和阐释。譬如《意义真理和形而上学》一文，显然是以洪谦个人对哲学理解的一种表述方式，绝不止步于介绍。 其次，我要纠正一个中国美学界的误解：一谈到维也纳学派对美学的影响，仿佛重点全放在它取消美与艺术的形上学思维方法上，几乎都是消极的，毫无积极意义的。这种误解在冯友兰先生那里就已经发生过，洪谦先生在和他辩论时说得很清楚：维也纳学派并没有拒斥和取消形上学，只是划定形上学的范围，就知识体系来说，形上学应该被取消，但就人生哲学以及生活的“活动”而言，形上学可以增进人类理想许多丰富的情感、乃至优美的境界，这是不会取消的，只不过它不能被误认作“知识”罢了！ 通过《维也纳学派哲学》里一篇题为《石里克的人生哲学简述》的文章，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洪谦先生所崇敬的石里克在某种意义上也还是一个“形上学家”，一个美学意义上的形上学家。洪谦引用了石里克最亲近的人魏斯曼的一段话说明这一点： 我们如视形而上学为一种知识的体系如物理科学那样，那么石里克确实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不过假如我们视它为一种“体验人生的基本感情的话”，那么石里克则是一个十足的形而上学家。因此石里克的理论哲学仅能与休谟、马赫、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相提并论，可是他的人生哲学则除伽耶尔(M.Gayer)、席勒(Fr.Schiller)之外，简直无相当可比拟的人了。② 可见，维也纳学派对于美学的态度也包含积极的一面(在知识对象之外)，这就是在人生哲学方面，洪谦先生概括石里克这方面的观点为一种“乐观论”，是所谓“青春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n Jugend)。对于这一“青春化”(die Verjungung)的解释实同于朱光潜、宗白华一般中国美学家所说的“人生艺术化”的提法，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洪先生是这样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