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4-0057-06 20世纪5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化思潮同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大讨论、大争辩几乎同时兴起。20世纪50 60年代，新中国美学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开始了自己“现代性”的进程。直到20世纪末，绝大部分的美学家仍在立足于“美的本质”积极建构着“一元化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体系的“建构”运动同时如火如荼地进行。哲学上的解构主义促成了西方的“反美学”理论，“以倡导非中心化、反本质主义和反对元叙述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是不容忍有一个普遍一般的美的原则、美的本质、美的概念存在的。”[1](P267) 中西美学逆向发展，表明其时两者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对立，这种对立取决于彼此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文化状态的差异。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美学的 “反本质主义”对“美的本质”的解构 20世纪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以及人的精神活动都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偶然性。因此，世界上有许多事物的本质和现象都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例如，关于宇宙的起源；关于宇宙是有限的或是无限的。20世纪现代物理学认为，存在着一种“混沌”的“态”，即所有的物质都处在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譬如面对1mol的空气分子，我们是无法给出每一个空气分子所在的时空坐标的，因为它不可确定。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证实：不可能设想出任何一种办法，把任何一种物体的位置和动量两者同时精确地测量出来。你把位置测得越准确，你所能测得的动量就越不准确；你测得的动量越准确，你所测定的位置就越不准确。在科学实验中，任何高精准的试验在测试过程中，测量者以及测量仪器本身必然对测试的对象产生强烈的干扰，如此情况下，所测得的对象的数据和状态就是不准确的，这就不能证明事物的真实的存在。 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观点：人们把地球分为东、西、南、北只是人为的假设，从根本上讲，违反地球存在的真实性。根据现代物理学的“光谱红移”的理论，“光线是最直的直线”的说法也只是人为的假设，因为宇宙间的光线由于引力作用都是弯曲的。“光谱红移”理论促成了20世纪《空间几何学》的诞生。它证明在宇宙中、在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直线。人们在图中所画的直线，在放大镜下看，都是曲线。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是建立在“直线”的基础上的，而“直线”只是人为的、假设的“真实”，严格地说，是不真实的。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认为事物的本质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同传统哲学的分水岭，也构成了两者最大的分歧和对立。 第一，从思维方式上看，传统的西方科学和哲学总是试图把客观存在的东西加以人为的区别和界定，并把这种人为的划分和界定说成是事物原有的基本性质。后现代主义哲学则反对把事物加以人为的区别和界定。他们认为，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与现象进行所谓的清晰的划分、界定、分类、定性等等都是人为的行为，人工的举措，是人们强加给客观对象的东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事物存在的真相。现代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所提供的材料证明：人类思维的基本模式是含混的。“混沌”(Chaos)不仅是世界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的思维和心态的一种原本模式。后现代哲学强调世界的本质与现象、人类精神活动都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偶然性，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这种思想在审美活动领域，就肯定并强调审美的思维也是不可确定的、模糊的“诗性的思维”，不能用所谓的“科学性”和“科学的精准性”来解读审美的艺术的活动。 第二，后现代哲学坚持反本质主义，主张整体性思维，即从多层次、多侧面、变化地看事物。西方传统哲学热衷于区别和界定，热衷于给被区分开来的事物下定义。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则主张整体性思维，观察和判断事物应当从多侧面、多层次和变化的动态中进行，因为任何事物总是整体的、多本质的存在体。一个事物从物理学上可以概括出其物理性质，从化学的角度可以概括出其化学本质，从生物学上可以概括出其生物特性，从色彩学上可以概括出其色彩的色谱性质，从诗学、美学的角度可以概括其形态特点。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曾说：“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 20世纪后现代哲学否定了传统美学研究寻找“美的本质”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不是一味反对人们对事物本质加以认识或提炼，而是主张从多侧面、多层次、发展变化的视角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后现代主义美学反对单一的、僵化固定的、抽象的审美本质论，因为它是对审美活动真相的遮蔽或歪曲。 美国哲学家杰罗姆·弗兰克(Jeorme Frank)曾批评柏拉图把美看作一种先验本体的概念。柏拉图认为，美作为一个普遍性概念是稳定不变的。弗兰克把柏拉图的万世不变的“美的理念”说成是一种“语词愚弄”。[2](P794) 20世纪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以人类的“游戏”活动为例，人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游戏，“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共同的东西，而只是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这种考察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绳子的强度并不在于有一根纤维贯穿全绳，而是在于许多纤维相互交错。”[3](PP.47－48)这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能发现任何一个“游戏”的概念完全适用于以“游戏”的名称所说的任何事物，我们同样也不能发现任何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适用于将要以“家族相似”的名称所指称的事物。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是很好的，没有必要通过某种封闭的、僵化的定义来“固定”日常语言。因此，他反对给美、善、正义、幸福、真理、存在等等下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