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群体中，布达佩斯学派最出色的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所探讨的此在(Dasein)美学思想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卢卡奇最优秀的学生，她深受老师的存在(Being)美学的启迪与影响，但是她大胆地摆脱了导师的框架，建立起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态，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语境下不同于意识哲学和结构主义这两种范式的第三种可能性，为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试图借用海德格尔的范畴，从“存在”向“此在”的嬗变来分析赫勒摆脱卢卡奇美学框架的内在肌理及其合法性问题。 一、作为“存在”话语的卢卡奇美学 要清晰地理解赫勒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独特性及其意义，首先就要深入地把握卢卡奇美学的内在框架。卢卡奇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艺批评家，不仅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创造性思考。其巨大魅力之一则是或明或暗地走向海德格尔的大写存在的价值取向，他的美学和文艺批评试图从现象走向本质性的真理，表现出克制欲望、漠视情感的清教主义或者斯多葛主义，正如卡达克(Kadarkay)所指出的，卢卡奇对艺术和戏剧的态度是清教的，“因为他强烈而公开地厌恶生活、情爱和情感的浪漫化”(68)。我们从卢卡奇青年的美学设想、中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晚年的审美特性的建构中都可以寻觅到从此在走向存在的路径。 青年卢卡奇的美学以《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艺术哲学》、《海德堡美学》、《小说理论》等为主要代表，其中蕴含着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新康德主义、现象学等复杂的思想。青年的激情涌动于这些著述之中，但是表现出对此在的漠视和对超越此在的形而上学的苦苦寻觅，试图从现代性骚乱的、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建构心灵的栖息之地，在形式的考辨中探索奇迹的呈现。这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者克尔凯郭尔的伦理、宗教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表述走向心灵的救赎。赫勒在《不为人知的杰作》一文中的概括是颇为切中肯綮的，“《艺术哲学》是《心灵与形式》的观念的凝聚，也是《小说理论》的基础。人类存在的主要两极始终是本真性－非本真性，艺术作品被视为最本真性的形式，被视为大写的真理，无意义的大写的意义。当成为大写的真理和意义时，艺术作品揭示出世界和生活是完全或者最终是无意义的；或者说艺术作品只是隐蔽的不为人知的大写意义的印迹”(Heller “The Unknown” 211－45)。这种本真性的存在犹如戈德曼所谓的“隐蔽的上帝”。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认为，在现代小说中，充满问题的个体持续寻找自己存在的总体性，小说形式是心灵寻找自己实质性的冒险，而此在的个体“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具”(Lukács “The Theory” 80)。这也是卢卡奇的《心灵与形式》看重的悲剧所蕴含的意义，悲剧作为征服日常生活的形式，涉及人类心灵最内在的本真性和完美性，所以，“人类存在最深层次的渴求是悲剧的形而上学的根基”(Lukács “Soul” 162)。可以说，青年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奠定了他一生的美学基本框架，这种超验的总体性的存在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审美经验来实现，这既构成了他的美学的神秘性，也造就了他的美学的辉煌，同时也框定了其思维的限度。 中年卢卡奇从虚构性的美学书写转入政治伦理实践行为的展示，其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行为的表达，文学批评则成为这种伦理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通过对《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的解读透视出，他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并没有改变，只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存在问题的建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范式的具体化。按照卢卡奇的理解，“存在”的概念包括了对社会的矛盾运动和由于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发展的观察与认识。在这里，存在问题不是青年时期的普遍存在主义的悲剧性救赎，而主要是从光怪陆离的现象后面所透视的社会总体性诉求。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坚守及其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最终不是文学现象本身，而是成为总体性存在价值的揭示路径或者工具。这种具有总体性的真理性是对社会现实与历史趋势的本质性的洞察，这种洞察成为人类与社会存在的价值设定的基石，所以卢卡奇的文学批评事实上是基于本真性的人类存在的又一次尝试。卢卡奇反对超现实主义注重表面现象的刻画，反对自然主义非“叙述”的“描写”，而认为伟大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注重客观的总体性问题。客观的社会总联系能够认识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真正的辩证统一。艺术典型在现实关系中寻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倾向，即在人物和现实的各种联系中，在丰富的多样性中寻找持久性的东西。他指出，那些能够洞见现实背后的潜在潮流的创作，才是真正的先锋派，这就是现实主义在文学方面所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所透视的存在模式同时也是集体的人类存在，设想了“人民”的集体性存在的归属。无论是在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看到的本质性问题仍然是这些伟大小说家与人民的存在关联，认为作家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都要和一个伟大的、进步的人民运动打成一片。卢卡奇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的光芒照亮人类的存在的终极性归属，“不管一切暂时的黑暗，都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将往何处去”(“卢卡契”43；第一卷)。他的存在性的文学批评与他对马克思主义大写的历史哲学的理解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并且把人类的进化史当作一个整体［……］它力求揭露那支配着一切人类关系的潜在的法则”(“卢卡契”47；第一卷)。这种潜在的法则就是卢卡奇的文学批评的存在话语的根本性表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神学的存在模式，卢卡奇以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来阐明恩格斯所言的现实主义的胜利，“情形正像巴兰要诅咒以色列人一样，在神灵降临到他身上的庄严时刻，从他口中不由自主地说出的却不是诅咒，而是祝福”(“卢卡契”82；第一卷)。因此，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对现实的反映，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潜在的普遍性的存在原型。卢卡奇指出，巴尔扎克的《农民》没有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间接地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总概念，显示出黑格尔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动物王国”，透视了社会的总体存在状况。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虽然持有不同的世界观，但是现实主义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对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深藏不露的现实本质的探索。卢卡奇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也遵循同样的模式，认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世界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他能够把错综复杂的千差万别的世界表现出来，而且还能够运用诗意的手法清楚地阐明，在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多种多样的表现下面隐藏着一切人的命运统一的基础。因此，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摆脱粗野的赤裸的偶然性，必须把偶然性扬弃在必然性之中”(“卢卡契”40；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