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然而，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如何继续保证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面临着多次改革，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改革路线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甚至对国家治理制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浮现并逐渐严重。在进入21世纪之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已经比较成功的在市场化运动的推动下得到重新构建。然而，经过30多年发展后，国家治理必须要在市场化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两者间艰难平衡。 国家治理内容广泛，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和不同的治理工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中外审计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家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理论、途径和领域等，然而本文主要基于嵌入理论视角，从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角度，分析国家审计在缩小社会不平等和降低不安全上的治理作用。 二、嵌入理论视角下的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 （一）嵌入理论与社会双向运动 根据波兰尼嵌入理论的观点，在19世纪以前，人类经济一直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交换”这种以逐利为动机的经济活动形式只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市场社会”中才获得支配地位。而在这之前，人类都是在互惠、再分配和家计这三种非经济的动机中组织经济生活的。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重要的。直到19世纪，图利成为经济生活的支配原则，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支配了经济体的运转，使嵌入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 波兰尼强调市场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作为商品交换、集市贸易，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如果劳动力、货币、土地都不是商品，那么就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只是零散的市场。市场经济必须囊括工业生产所需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但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构成人类社会本身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将它们囊括进市场体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服于市场的法则。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根本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市场社会”。原先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市场的原则即价格机制仅仅在经济领域内才发挥作用。而在市场社会下，市场原则通行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如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毫无例外地发挥作用。在这一形态下，并非经济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嵌入于经济体系之中，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 但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只是“虚构商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自然界将被化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因此，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使得社会奋起保护自己。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即反对市场原则的扩张）的共存与矛盾运动，这是构成波兰尼所论证的核心主题，即“双向运动”。 因此，从嵌入理论来看，在19世纪前是人类经济嵌入于社会之中，但随着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扩张，经济脱嵌于社会，甚至社会嵌入于经济体系之中，便形成了市场社会。从波兰尼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当社会各个领域都兴起自发的自我保护运动时，国家应适时地改变自己的角色，将自己从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推动者和维护者转变为市场经济的限制者和规范者。国家应将社会自发的“反向运动”组织起来，加以正规化和制度化，因此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治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二）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 王绍光认为，传统社会里的中国经济是一种伦理经济，中国从伦理经济演化到市场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此时，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这一时期一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土地市场等。这一阶段，供求关系、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还没有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正如波兰尼所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 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在以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下，中央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80年代的财政包干，再到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众多经济学者论述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之道”。但是，在分散的财政体制下，由于科教文卫投资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在中国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忽视科教文卫投资、偏向基本建设的制度激励。同时，由于要素流动下的财政竞争增加了政府援助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使得地方政府不再有激励动机向经营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地方税源的集权促使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也致使人民的福利下降。另外，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使得地方政府大大忽视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各地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招商引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优先考虑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忽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盲目追求GDP的发展给环境造成污染，则更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