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和未来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武力

作 者:

作者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重点为政府经济职能和产业结构演变。曾经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魏静茹,《理论视野》记者。

原文出处:
理论视野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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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与市场在各自的领域和合理的边界内发挥作用,是新中国65年的经济发展史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武力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作用。为此,本刊记者对武力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武教授,您是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专家,据说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就开始研究新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了,那时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武力:我从20世纪80年代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即开始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那时感到新中国的经济史实际上就是政府的经济决策和实施的历史。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影响,感到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赶上发达国家的要求,都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的活力和能够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又是不可或缺的。怎样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将是未来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也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记者: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我国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极端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了,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种体制呢?

       武力: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多说几句,中国为什么会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和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这关系到如何评价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得失,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基础。在我们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问题似乎还有必要重新梳理、审视,以澄清和纠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这方面造成的混乱。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与市场并重逐步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逐渐从经济运行中排斥出去,固然有理论和认识上的原因,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体制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就会发现人的主观认识只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排斥市场作用与其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共同促成的结果。具体来说,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1)“市场失灵”的因素。旧中国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政策,导致了经济畸形和市场调节的扭曲。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市场调节并没有显现出其正向调节的作用。相反,由于私营金融业的过度膨胀、生活必需品短缺、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对外贸易受到西方封锁等因素,使得通过价格调节供求关系以达到均衡的市场调节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以粮食、布、煤炭这些生活必需品为例,政府不得不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公司、实行“牌价”(使市价向牌价靠拢)的办法,来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以维持社会稳定。(2)国家安全的因素。旧中国一百多年来挨打受欺的教训和朝鲜战争爆发后严峻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对于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都使得新中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不选择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强大国防的经济政策。(3)突破“贫困陷阱”的因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积贫积弱的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农民只要吃饱饭就没有剩余了。怎样突破这种低收入的“贫困陷阱”,实现工业化的起飞,显然靠市场的作用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当时,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恰在此时,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而西方国家对我们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了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却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

       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中国从1953年起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就突出出来。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迅速表现出来。从“一五”计划开始,我们集中力量进行了以“156项”为重点的工业建设,新建了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以及国防工业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相继建立了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记者:如您所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其说是中国工业化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了突破“贫困陷阱”、加快工业化步伐的手段,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新中国第一个历史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呢?

       武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计划经济的描述,计划经济是应该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是通过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制度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因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市场过度竞争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两极分化,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公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还是一个传统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前工业化国家,因此当计划经济建立起来后,人们就发现要实现原来预期的计划经济优越性,将是非常困难的。就中国来说,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远没有达到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因此,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信息的及时获得和及时处理问题,就成为制订正确计划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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