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作 者:
梁心 

作者简介:
梁心,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

原文出处:
中华文史论丛

内容提要: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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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的興起是現代世界範圍內出現的普遍現象。然而,就現代中國而言,早在大規模的工商業城市尚未形成時,一種半帶虛懸的“都市眼光”就已經出現並發揮着作用。自晚清開始,無論就國家政策或士人認同而言均可看到“都市”的凸顯;這個“都市”難以確指,卻集中了時人對於未來的諸多想象與期待,成爲社會思潮中潛藏的重要力量。進入民國以後,“都市眼光”更持續發揮作用。它不僅造成了新的文化標準,更定義了中國的過去與未來。長期作爲中國社會基礎的鄉村,也爲其重新“發現”,成爲了一個潰而不崩、瀕臨破產的場所。

       “都市眼光”的出現固然與晚明已經開始的城鄉分離進程有着密切的關係,卻不應該僅僅被視爲城鄉分離的後果。在社會經濟尚未出現結構性變化的前提之下,現代中國城鄉關係即因爲“都市眼光”的形成而發生了根本轉變。這一社會意識的形成不僅加速了城鄉分離的進程,同時也成爲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特别的現象;①其對於國家發展和社會思想造成的影響,至今歷歷可見。如此重要的問題非一文所能解決。以下擬從“觀風察勢”的立場出發,對於“都市眼光”的出現及其運作稍事勾勒。

       一 現代中國的城鄉關係

       18世紀以來英國式工業城市的興起成爲了現代世界中最顯著的現象。按照《共產黨宣言》的說法,“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鄉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②到20世紀上半期,城市不僅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更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成爲現代工業社會最爲突出的表徵。③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化是現代化實現程度的重要標準。④

       大約出於類似的考慮,在對於現代中國的研究中,城市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意義尤其體現在“上海”。晚清的傳教士即以上海爲“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對整個中國產生影響的中心”;到20世紀五十年代,研究者更將上海作爲了“理解現代中國的鑰匙”。⑤在這種以現代化爲基礎的研究思路之下,城市史的研究者不僅對於以上海爲代表的各大城市中的貿易狀況、工商業發展、“公共空間”等領域給予了充分的討論;還溯源而上,試圖在明清江南城市的發展中找到“另一個中國”的傳統。⑥在新文化史的影響下,晚明以降的城市文化研究更涉及了情慾、逸樂、消費等現代元素,描述了近世中國的城市生活圖景。⑦

       然而,不少學者也承認,與城市在西方歷史中的作用不同,中國的城鄉關係有着特殊之處。按照馬克思的看法,經歷了古典城市的興衰,中世紀以後的社會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現代”更進入了“鄉村城市化”的過程之中。與之不同,“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的一種無差別的統一”。⑧中國上古雖然有“國”、“野”之別,但這一差異到戰國時期已基本消弭。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鄉村一直是社會的基礎;無論就經濟或政治制度而言,城鄉之間都保持着密切的流動。因此有學者將傳統中國視爲“城鄉連續統一體”,城鄉差別並不在社會文化的意義上占有重要地位。⑩

       這種狀況到20世紀卻發生了斷裂。在現代都市興起的同時,鄉村的衰落也逐漸引起了時人的注意。三十年代,“農村破產”的說法逐漸爲人熟知,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建設風行一時。(11)在不少人看來,長期作爲社會基礎的鄉村已經出現了問題。更重要的是,城鄉差別在時人的認同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城市造就的新式知識分子不再回到鄉村,而是停留和聚集在城市。1958年,以“農業戶口”與“非農戶口”在國家法令中的明確區別爲標誌,“城”、“鄉”作爲一種身份的差異最終被固定。這一事件象徵着那傳統的城鄉連續統一體已經不復存在,城鄉關係完成了根本性的改變。

       然而,與社會意識中早已確立的城市認同相比,即使到了2000年底,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都被認爲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工業革命後造就的現代城市不同,中國傳統的城市多爲有着特殊政治或商業意義的“消費城市”。(13)就民國經濟史而言,至少在全面抗戰開始之前,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都未發生結構性的變化。現有研究表明,所謂“民族工業”的發展集中在棉紡織業、麵粉業和捲煙業;現代工業與能源產業的變革相當有限。(14)直到1949年3月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在七届二中全會上決定將工作中心轉到城市時,仍然認爲此時大部分城市“具有着消費城市的性質”。只有實現“變消費的城市爲生產的城市”這一重要任務,“纔能使城市領導鄉村,變農業國爲工業國”。(15)

       由此可見,在現代工業城市體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民國時期社會思想文化的轉變已經先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而發生。不僅知識分子停留在各大都市,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與文化認同;國家目標也迅速地轉移到了以都市爲依托、以工業發展爲訴求的“現代化道路”上。這些思慮集中體現在“都市”這樣一個半帶虛擬的空間之中,構成了現代中國特殊的“都市眼光”。與之相對應的是,長期作爲社會基礎的鄉村,卻逐漸成爲時人認可的“社會問題”。1933年,有鑑於“農村經濟,加速崩潰”的局面,國民政府行政院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象徵着“農村”正式被政府作爲“國家問題”加以確立。(16)

       這樣,現代中國不僅出現了現代的城市,同時還興起了一個與城市相對應的“農村”。(17)這樣一種兩相對峙而又內涵曖昧的城鄉關係,提示着現代中國社會一項重要的落差:早在中國工業化、都市化尚未實現時,作爲社會基礎的鄉村便已經被負面化和問題化;“都市眼光”成爲了看待、思考和處理各項問題的標準。(18)即使是那些並未忽視鄉村的讀書人,也在嘗試將鄉村建設爲一個專業化、工業化和更有組織的“都市化新農村”,其努力至今不輟。由此看來,“都市眼光”的出現和運作成爲了現代中國社會思想中的重要關節,值得認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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