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挽歌: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1948—1949)

作 者:
李翔 

作者简介:
李翔,1972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对军事局势的快速恶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政工局取代新闻局,以加强政治工作。然而,再度改制后,政治工作同样流于形式。濒临绝境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惯常的“唯武器论”,转而反思土地政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并意图模仿解放军的拥军优属策略。官兵战斗力的低迷、军民关系的陌路与敌对,突出说明政治工作的功效完全丧失。南京政府的正统性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抛弃。政治工作犹如国民党政权行将就木之际的一曲挽歌,无力哀叹着病入膏肓、人心离弃的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走向崩溃。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4 年 09 期

关 键 词:

字号:

       军队实施政治工作,是古今中外的惯例。尽管名称、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尽相同,目的都在培养军人对己方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权威标准的认同与情感。政治工作是个笼统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国别、政治环境等的不同而改变,但激励士气的精神教育、争取民心的鼓动工作,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学界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伐时期,其次是抗战时期。越往后延伸,成果越少。①厚此薄彼,既不利于整体把握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全貌及其流变,也不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快速覆灭的缘由。本文择取这个时段政治工作对官兵士气的激发与民众之间的互动这样两个方面,主要用意是从最关键的士气和民心入手,更有针对性地化验出南京政府弥留之际政治癌变的前因与后果。

       快速恶化的战况与弃“新”复“政”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之际,蒋介石就重印了《剿匪手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阅读手本后列举中共在施政方针、根据地面积、部队规模和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江西时代的不同,特别提及中共在政略上,不仅继续实施农工政策,且团结各党各派倡导民主政治,因此提出要解决中共问题,必先安定民众。②刘峙提议的出发点,是以政治问题的处理,来带动军事问题的迎刃而解。

       刘峙的提案,能够得到高层军事将领的共鸣吗?稍稍回溯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自建立全国政权起,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从某种程度上言,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后者在政府的政治议程中,“列于最后一项”③。其军事将领推崇武力,迷恋用极度的专横暴力来威吓、解决周围的一切“纷扰”,“这些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种人很容易毁掉自己或别人”④。

       刘峙的呼吁,自然没有任何的市场可言。194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召开整军会议。其间,由何应钦、白崇禧主持,在南京城外举行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白在讲评时,声称以现代化武器去打共产党不成问题。演习部队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军,将领们与张倾谈时,其面有得色。⑤在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抉择上,蒋介石有时尽管提出信仰的重要性,但总体上更倾向于武器装备。⑥过度相信武力,以为优势装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几乎是国民党将领的普遍特性。政治工作在军事将领们的眼中,一向就是卖狗皮膏药的,起不到太大疗效。战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力资助,又使得轻政工、重装备的念头在军事将领心中更为突出。

       在高层军事将领普遍轻视下,在战后美国及国内中间势力“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动接受了美军新闻机制。⑦1946年6月,问题丛生的军委会政治部被缩编为国防部新闻局。地位更低、更无效率、更受将领唾弃的军队党部被迫取消。作为党部解散之后的应对之策,原计划在军队里面成立的三民主义研究会或三民主义力行会⑧,由于将领的杯葛,并未得以组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双方政治工作的效果,立即受到残酷战争的检验与宣判。在美军中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模式——新闻局制,“其基础则建筑在先进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上”⑨,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立场,新闻制引入后,军队政治工作不仅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带来政治工作的迷茫与凌乱。政治工作的劣势在国民党嫡系军队全面进攻时就已开始显现。杨伯涛回忆,1946年8月与刘伯承部队第一次交手,打得如此蹩脚,原因就包括侧重军事“进剿”、无视政治对垒,既没有掀起宣传高潮,调动士气;也没有安抚人民,加强军民合作。⑩

       随着国民党军队占地面积的扩大,人员大量伤亡,兵员补充与后勤供给越来越难以维持。(11)在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兵士一遇机会,即行逃跑。战斗环境的恶化,新闻人员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12)1946年冬,蒋经国视察东北,痛骂治军不严的将领和贪官污吏。(13)

       嫡系将领的检讨、新闻人员的反思、蒋经国的痛诋,突出说明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隔阂与芥蒂竟然如此之深。其原因,绝不仅是政治工作的无力,而是与国民党政权疏离群众的寡头统治息息相关。

       1947年6月30日,第三次四平战役虽以国民党军队的胜利告终,但却是强弩之末。“四平战役后,军事、政治弱点完全暴露。……国军完全处于劣势。在空间上,由广大的面缩短为线,由线更缩短为点,再由多数的点缩小为少数的点。”(14)同一天,刘邓大军揭开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5)

       一边是构筑新型经济基础的土地法,一边是要解构掉的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蒋介石。回想重庆谈判时,蒋还被中共认可为国家领袖。而两年后,授予底层民众土地的大纲,与呼吁民众起来打倒蒋介石的宣言,竟都选择在国民党政权的国庆日发表。这表明中共清楚无误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已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转变到战后的民事与民生。在双方军事力量强弱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涉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否,就成为国共两党政权被民众选择或抛弃的根本指针。国庆日的大纲与宣言,更等于是向国民党政权宣告,中共要用千千万万获得土地的农民和人民的军队,去掀翻蒋介石的统治宝座,终结南京政府的国庆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