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F84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155－07 民国时期，福建、广东等地盛行一种颇为特别的保险形式——人寿小保险。在包括寿险在内的现代保险业已经大举进驻中国的民国时期，这种有着浓郁中国传统特色的小保险却依然能在闽粤大地大行其道，一度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甚至敢与众多业界实力巨商比试高下。在盛行了二三十年后，这种人寿小保险又急遽地走向衰落直至消亡，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保险存在，人寿小保险以其承接传统与现代、勾连中国与西方的鲜明特点在中国保险史上占有其一席之地。但目前学术界对此关注颇少，相关研究甚为薄弱。①本文拟将其放置到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的民国历史社会的大场景中，在尽可能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其兴衰起落的历史过程，探寻个中缘由，并对其历史地位作简要评述。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和细化对近代保险史的研究，而且能为观察和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人寿小保险在闽粤的兴盛 民国时期的人寿小保险由民间的“百子会”、“父母轩”等传统组织演变而来，其渊源可上溯至古代手工业行会组织的类似保险性质的互助团体，如“寿缘会”、“长寿会”，又如宗族祠堂组织的“宗亲福利会”等。入会者平时按月交纳一笔资费，建立基金，若遇会员本人或亲属身故，则可获得殡葬和抚恤金。“安家防老为人生之最要问题，自古以来，莫不如斯。故吾人在少壮之时，应未雨绸缪，以作将来自身及家人生活维持之准备。惟天有不测风云，人之生命亦犹是也，设一旦发生不测，则一切安家防老之计划，均归失败，社会人士发觉是弊，乃有雏形之人寿保险办法之出现，即结合多数人，每人摊缴的款，集成基金，以作夭亡安葬，及其家庭维持之费用，此即所谓友谊会及殡葬会社之组织。”[1]这类民间互助组织，以“养生送终”为旨归，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其间已蕴涵着朴素的保险思想因子。 进入近代，现代保险业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漂洋过海来到中国。②其后，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也随之兴起。到了民国时期，在寿险方面，已有华安、宁绍、康年、泰山、先施、永安、友邦等华洋大公司在上海等地展拓业务。这些公司对投保者均有比较严格的验体要求，且每月缴纳的保费数目不菲，所以保户一般只限于资财较裕的中上阶层。在此情形下，另一种为因应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济急缓困”之需而开设的人寿小保险，就在华洋寿险业的夹缝中顺势而生，并发荣滋长，迅速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近代人寿小保险“始创于福州”：“民国六年，福星人寿小保险公司之诞生，实为小保险事业之嚆矢”。[2]鉴于“寿险之纳费过巨，非一般人力所能及”，福星公司乃以“月纳一元之方法。不用医生验体，规定十个月内出险，只还原本，十个月外出险，赔五十元，逐渐增加，至一百五十个月为满，偿还二百元”。[3]这种小保险因纳费低廉、手续简便广受普通民众欢迎，业务因之蒸蒸日上。福星公司全盛时每月经收保费约万元，保费积存金达六十万元。这种“小额的人寿保险在我国的福建，很是发达”。[4]“华南储蓄银行”本是福州一家本土的商业银行，亦创设“保寿部”兜售人寿小保险。一些互助组织如行帮之“百寿会”、“百龄团”等则也干脆变身小保险，冠之以“××百寿储蓄会”、“××长寿会”等名号。 据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统计，至1933年6月底，福建省内先后设立的小保险公司有福星人寿小保险公司、华南银行储蓄百寿会、寿源百寿会、仁寿堂长寿轩、福田保寿保险、同康百寿会、有利保险公司、大年保寿公司、大中保寿储蓄公司、福康保寿公司、长康百寿会、怡康保寿储蓄公司、乾康慈善百寿会、福华百寿会、南昌保寿储蓄公司、福昌保寿公司、福明保寿储蓄公司、永安保寿储蓄公司、健安保寿公司、益昌保寿公司、南山保寿公司、福同保寿公司、升平保寿公司、公平保寿储蓄公司、大有保寿储蓄公司等25家。[5]签订的参保合约达20多万份，参保储户数超过6万。而同期国内华商寿险总量未及福州的一半。[6] 人寿小保险在广东亦屡见不鲜。揆诸史料，可以看到晚清时期广东民间已普遍存在长生会等组织。据同治年间广东知县杜凤治日记载，其时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等县皆有长生会，其办法为“每一人每一次收银六分，共收一百八十次以后不收，及此家有人死，往取丧葬之赀，会中给银二十两”。[7]每次收银6分，180次则收1,080分。照清代衡制，实为10.8两，而在死后可取丧葬之资20两，远超所纳之银。民国时期广东的人寿会即由此类民间组织递变而来。关于人寿会的缘起，东莞县《济川善堂人寿会弁言》有论，“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天道循环，在所不免。惟最可悯者，贫民耳。夫贫民环景之恶劣，人所共知，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一旦疾病纠缠，束手待毙。语云：未知生，焉知死。身后之事，更何以堪。言念及此，故人寿会所当急谋组织也。”③其具体手续为，“凡本乡及各乡男女贫富在十六岁以上者，皆可入此会为会员。限收四百份，每份于初入会时先缴一次过基本金陆毫，自后每年中如遇本会会员身故者，则每份缴会费银二毫。由第一次供至二百五十次为第一期，报故者得以收回银陆十元，由二百五十一次供至三百次为第二期，报故者得以收回银七十元，由三百零一次供至三百五十次为第三期，报故者得以收回银八十元，由三百五十一次供至四百次为第四期，报故者得以收回银九十元，如供满四百次为第五期，不用报故者得以收回银一百元，该身故会员之亲属领银时须依期数领回，以为丧费之用。”④观其性质即“为小规模之人寿保险”[8]，供会方式与杜凤治日记提及的长生会相类。由于入会方便，收费低廉，给付保险金之数额大体能适应劳苦大众身后丧葬之需，“以是贫民多利赖之，一会动辄招收认会者多至数十百万户，流行社会已极普遍”。[9]鼎盛时期，广州曾有人寿会30余家，并设有研究协调人寿会有关事宜的行业组织——人寿会联合会。[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