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D261.5;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6－0074－13 1952年，为配合机关“三反”运动，上海市工商联在中共影响下在工商界内部展开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四反”运动是“五反”运动的前奏，为“五反”运动创造了条件。对此，学界已有研究①，但“四反”运动期间的新闻宣传乏人问津。新闻宣传对传达领导意图、解释政策、动员民众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以上海“四反”期间媒体相关档案为依据，结合运动期间媒体的公开报道，考察新闻宣传对政治动员的作用。 本文选取《解放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作为分析样本，理由是：《解放日报》乃上海市委机关报，其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大公报》系当时最大的民营报纸，且“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②；《新闻日报》自1949年6月到1955年6月一直是上海工商界的综合性报纸，主要面向工商界、店员、职工、自由职业者和家庭妇女③，自视为“工商界的喉舌”“工商界自己的报纸”④。当然，媒体报道仅构成政治运动的表层，本文还将结合相关档案资料揭示民族资产阶级对报道之反应，探究上海“四反”宣传之内里。 一、理论基础：资产阶级两面性 政治运动之发动，不仅要明确打击对象与依靠对象，还要提出打击与依靠的理由。理由不充分，很难获得诛心之效。具体到“四反”运动，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必须打击资产阶级，必须依靠店员工人。这一时期上海主流媒体的报道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本文的重点是媒体对资产阶级之影响，故将着重剖析媒体对资产阶级的报道，至于中共发动工人之理由和技术，当另作专文。 1951年12月31日，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内称：从思想性质上看，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是“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它会侵蚀革命队伍，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打中个，别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使其被剥削阶级所征服⑤。此处仅笼统地说“剥削阶级思想”，理论上讲可以是资产阶级思想，也可以是地主阶级思想。1952年1月4日，《大公报》社评将薄纱捅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作用的表现形式”，“反对贪污腐化，按其思想性质来说，是工人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按目前的实际情况，主要的更是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⑥。因为土改之后，封建势力被打垮，封建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基础，但民族资产阶级仍合法存在，而且随着解放以来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也还会有所发展。不过，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合法存在，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正确的。允许其合法存在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存在对人民还有利，条件是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对其错误的思想与行为必须进行斗争。 随后，天津、北京、重庆等地工商联主任委员纷纷现身说法，似乎“坐实”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落后性与侵蚀性。1952年1月4日，天津工商联副主委朱继圣检讨“超阶级”和“超政治”观点⑦。北京工商联主委傅华亭指出，工商界有许多不法分子，行贿勾引干部，工商联及同业公会委员如自己不干净，应首先坦白⑧。8日，天津工商联主委李烛尘提出，坦白和检举行贿受贿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惟真诚坦白，才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和人民是一条心。工商界普遍认为，“三反”只是“对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干部进行的”，工商业者既“没法向人贪污”，也没“浪费国家资源”，更没“官僚主义”，“三反”与工商业者无关。对此，李烛尘结合个人体会称，贪污腐化行为的形成固然受国民党反动作风的影响，或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产生骄傲自满、贪图享受的个人主义思想，但“主要的还是受了资产阶级落后一面的、不顾全体人民利益、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卑劣作风的引诱，这一点是我们工商业者不能推卸的责任”。⑨同时，重庆工商联主委胡子昂在重庆万人检举坦白大会上说，少数工作人员的贪污行为大都与不法商人行贿有关。因此，反贪污、反行贿是正当工商业者和行贿的不法商人的一场斗争。⑩ 1952年1月9日，《解放日报》等刊登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首先有限度地肯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接着，报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一面”：“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等违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若不加以打击，任其发展，则“我们革命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不堪设想”。因此，私人经济事业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计划领导，否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工商业家如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将来转入社会主义，“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资产”；如不受领导和限制而自由发展，则“必将遭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无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