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库利涉足传播问题研究的职业和学术背景 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中对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传播学研究发生的背景作了比较恰当的评述，他说：“民主理论为美国的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历史指引前进方向，技术对传播性质的冲击也指引着传播理论和研究的历史走向。美国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实践专注社会进步的观念，同时又对语言、符号和交流表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兴趣和语文兴趣；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1] 库利是美国学院体制内最早对传播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学者，学术界公认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源头在芝加哥学派，库利无疑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严格地说，库利并非属于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但是他的思想与芝加哥社会学派一脉相承，而且在许多方面，库利的理论创造在先，影响更大。此外，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重要人物杜威、米德等都出自密歇根大学，库利在密歇根大学辅修社会学时还选过杜威的课，他们都是当时密歇根大学一个俱乐部(Samovar Club)的成员，这些因素使得人们把库利也归入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中的人物。 施拉姆是较早开始研究库利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他认为库利的《社会组织》不仅仅是社会学著作，同时也是传播学著作。施拉姆引用该书关于传播的一些论述断言：“先于传播学四位先驱的一位学者是查尔斯·库利，他在《社会组织》一书中写下了许多关于传播的论述，告诉我们他所研究的新领域与传播之间的关系。”[2] 彼特·西蒙森在《重建传播学历史》一书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库利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他认为库利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他说：“那个来自密歇根大学城的人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从现代大学职业专家的角度明确提出传播概念的人。”[3]92 库利涉足传播问题研究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想经历密切相关。事实上，库利自己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97年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思想和写作非常自然地与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自童年就开始的日记是我思考的持续记录，我业已完成的社会学研究和其他研究不过是在完善和印证我的日记。”[3]108简言之，库利早年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的工作经历最终使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传播领域。 查尔斯·库利家族来自新英格兰，他的祖父托马斯·库利在1640年以前就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定居，后来前往纽约阿提卡的一个农庄。托马斯·库利生有15个孩子，因为贫寒，孩子们需要自己挣学费完成教育，其中第八个孩子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后来成为库利的父亲。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通过多年的奋斗在1859年的时候成为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教师和首任系主任，1864年当选为州最高法院法官，任职长达20年。1887年他被美国时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任命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首届主席，直至1891年。1893年他当选为美国律师协会第16任主席，库利在父亲当选为州最高法院法官那年，即1864年出生。 库利的青少年时期备受病痛折磨，所幸他出生在一个条件非常优越的家庭，这使他得以在长期疾病的折磨中完成学业。1880年他入读密歇根大学，他选读的课程包括四门语言、一些历史课程以及一些机械工程等。他16岁入学，但是因为健康状况不好，他在大学待了7年才毕业。大学期间为了治疗和疗养，他先后游历了美国以及欧洲很多地方，于1887年毕业于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库利又回到密歇根大学继续学了一年的工程学。在此期间，他开始阅读斯宾塞的作品，并继续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他父亲建议他多接触社会，积累经验。当时他父亲已经被任命为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居住在华盛顿特区，1889年3月，他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库利： 我的意见非常明确，并且已经决定。为了你自己好，你应该立即来到我这里待上6到12个月，你将在我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比你留在阿安伯(Ar bor)当一个教师所能够学到的东西多6倍还不止。如果你来了以后觉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你可以立即离开。如果你决定不来我这里，你将犯下大错误。 永远爱你！ 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3]99 作为州际商业委员会主席的托马斯·麦金太尔·库利对于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十分敏锐的目光，他甚至认为当时联邦政府的产生就是源于电报以及铁路技术发明之后所形成的相互依赖。[4]15库利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父亲观点的影响。 1889年库利来到华盛顿并在州际商业委员会和统计局工作，前后共两年。在这两年中，库利利用自己在统计学方面的知识调查和研究了美国的交通运输问题，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交通事故。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写了一篇论文《铁路交通的社会影响》(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treet Railways)，他借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将城市交通系统看作社会的器官，承担着自己的功能，但是他认为城市交通系统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运输货物和人口，它还能提供更为广泛的公共服务。1990年他在美国经济学学会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著名教授富兰克林·吉丁斯和莱斯特·沃德也参加了这个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他们对库利极为欣赏，鼓励他参与到社会学研究中。 1892年库利回到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辅修统计学和社会学，他同时获得兼职讲师的教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接触到了德国学者阿尔伯特·沙佛尔的思想，沙佛尔是德国著名记者以及社会学家，他的著作《社会实体的结构和生活》在德国和美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认为沟通社会实体各个部分的东西是传播，传播是连接社会的神经交流系统。在此期间库利还选修了杜威主讲的政治哲学课程，杜威认为语言是社会有机体的中枢系统，这一中枢系统之于社会正如神经系统之于生命体；新的传播机制可以使社会中枢系统更有效地运行，如果知识能够被报纸之类的“社会感觉器官”(social sensorium)以科学的方式组织并传播，一个更加统一和智能化的社会将从中产生。这些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他对自己正在研究的铁路交通系统的看法，并把传播的观点带到自己对铁路交通问题的研究中。1894年他以论文《交通运输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poration)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①。1894年至1895年他在密歇根大学继续保留兼职讲师的教职，并于1899年成为助教，1904年成为副教授，1907年成为全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