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当前发展的主要经济矛盾

——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谢四德,政治经济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澳门产业结构优化。

原文出处:
亚太经济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分析认为,澳门当前发展的主要经济矛盾有博彩业独大与经济适度多元的矛盾、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制度缺陷是澳门当前矛盾的根源,而矛盾向深层扩大化必定促使政治改革。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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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052(2014)03-0139-05

       一、澳门当前发展的主要经济矛盾

       经济矛盾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从利益矛盾看,主要划分为利益客体的内在矛盾、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群体之间的矛盾。从澳门当前发展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矛盾。

       (一)博彩业独大与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矛盾

       矛盾主要来自博彩业独大对其他行业发展的合法性“挤占”,当中包括人力资源挤占、土地资源挤占、政策资源挤占。由于资源具有稀少性,当资源被博彩业挤占后,被牺牲的必定是非博企行业,当中以规模小、财力小的中小企为主,一些新兴行业也因资源被挤占而无法发展起来,从而窒碍了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这种挤占现象学术界一般称作“挤占效应”。

       从人力资源挤占看,主要矛盾是大型博企凭借资本雄厚对中小企进行高薪挖角,由于中小企财力薄弱,根本无法与大型博企抗衡,导致中小企人力资源被挤占,从而产生人力资源短缺的生产危机。例如,从2004-2008年,澳门6间大型博企先后开业,属于挤占高峰期。有关统计显示,这段期间从事博彩业的就业人口由2.29万人增加至6.53万人,增长率185%。其中,荷官人数为18,106人,当中至少有15,000人通过非博彩行业被挤占出来的,因为特区政府作了相关规定,荷官必须聘用本地人,这仅荷官而已,赌场相关职位未计算在内。如果将所有从事博彩业相关职位计算在内,被挤入就业人数估计高达50,000人。

       从土地资源挤占看,澳门土地总面积仅29.2平方公里,可开发用地不超过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58万,土地稀少性问题更为突出。主要矛盾来自直接挤占和间接挤占两方面,直接挤占是指大型博企的批给用地,在路凼金光大道上共挤占了5.6平方公里,约占澳门土地总面积18.73%。此处原是亚洲稀有的红树林湿地,结果因为要发展大型赌场而将整片红树林湿地铲平。它的代价不但是窒息其他行业发展空间,而且牺牲的是一个不可再生的生态空间。间接挤占是指大型博企挤占大量可供开发用地后,土地由稀少性变成稀缺性,引发市场供求失衡和产生骨牌效应,推高地价及租赁。租金昂贵推高生产经营成本,不但阻碍行业拓展和创新发展,而且更影响外来技术投资,甚至导致大街上不少本地传统老店被国际连锁店挤出,退到小巷经营,更甚的是结束经营。

       从政策挤占看,主要矛盾来自特区政府对博企的政策倾斜,导致没有再多的政策资源投向非博企或中小企。理论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推动,单靠市场力量是很难自发形成。自赌权改革以来,特区政府政策倾斜博彩业十分明显,当中以赌牌转批给、外劳批给、土地批给、豁免博企利得税、放任赌场巴(发财巴)。这些政策对促进博彩业规模经济化立竿见影,但却牺牲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机会。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挤占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化、市场化行为。博企作为利益客体,通过高薪挖角挤占实现企业利益。跳槽者也是利益客体,通过转职实现个人利益。那些被挤占行业自然不是利益客体,是矛盾的一方。从利益矛盾看,这属于利己性的内在矛盾。土地资源挤占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根据澳门基本法第7条,澳门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委托特区政府管理。特区政府作为利益客体,通过特定方式将土地批给博企从而实现税收目的;博企也是利益客体,通过政府土地批给实现了规模生产;那些受土地制约发展不起来的行业群体自然不是利益客体。理论上,政府行为不存在利己性,因此这属于个别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利益客体内在矛盾,或者说是特殊利益与一般利益的矛盾。政策资源挤占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特区政府作为利益客体,通过政策倾斜博企从而实现税收目的;博企也是利益客体,通过政府政策倾斜实现了高产出;那些因政策不到位发展不起来的行业群体自然不是利益客体,而是矛盾一方。从利益矛盾看,由于政府行为一般是利他的,因此这属于利益客体的内在矛盾——个别利益与一般利益的矛盾。

       (二)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的矛盾

       矛盾主要来自资金非法转移上。在“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国境内唯一博彩合法化地方。自回归后,特区政府相当积极地推行赌权改革,其中之一是将博彩税由原来的29%调至35%。从2002-2012年,博彩税由77.65亿澳门元升至1133.77亿澳门元,升幅高达14.6倍。以2012年为例,博彩税为1133.77亿澳门元,特区政府整年财政收入为1294.98亿澳门元,博彩税占特区政府整年财政收入高达87.55%,形成博彩财政。

       众所周知,博彩税高与博彩收益增加成正比,当中来自中国内地赌资达八成①。这正是博彩财政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所在——资金非法地从内地经澳门博彩合法化转移出去,又名“洗黑钱”。2005年美国指控澳门汇业银行涉嫌协助朝鲜洗黑钱;2007年,亚太地区反洗钱组织公布的一项评估发现,澳门的反洗钱政策与国际认可的多项反洗钱措施不符。②

       矛盾之一,博彩财政意味着国家利益受损,换而言之,澳门博彩财政建立在国家利益损害上,当中包括国有资金和私人资金流失。但不论是国有或私人,大量资金非法转移,重则危及国家安全,轻则扰乱金融秩序,加大国企、私企债务危机和风险系数,同时难免触及政治腐败现象,长远有损国家发展利益。中央政府明知允许澳门博彩合法化会影响国内赌博风气,有损国家发展利益,何故明知而故犯?这不能从矛盾对立看而需从矛盾统一论分析。从中央角度看,澳门博彩合法化会牺牲国内部分经济利益,但换来的是政治大局利益——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管如何,澳门博彩财政有损国家利益的矛盾存在是客观事实,中央政府基于政治考虑容忍博彩财政短期发生,长期恐怕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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