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迷思，开展汉语方言学研究的思路。 走过亮丽一生的研究生涯，罗杰瑞教授已于2012年夏天逝世。如用西方的说法，这趟行程是蒙主恩召（他是虔诚的东正教的信徒）；如用他熟悉的闽南话的说法，他是去看佛祖（他年轻时候曾到台湾调查闽方言）。蒙主恩召也好，去看佛祖也罢，在中国社会追悼仪式不能没有挽联，也似乎应该有个盖棺论定。上列两行文字形式上是一副对联，但请不要把它视为挽联，也不要把它视为盖棺论定，最好采学术史的观点视为他留下的足迹，英文叫做footprint。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罗杰瑞教授（Prof Jerry L.Norman 1936-2012）是西方汉学界继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之后学养最为深厚，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家。如同他当代的学者一样，研究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研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但是，突出的是，当一般人沉浸、陶醉在高本汉途径的时候，罗杰瑞刨根究柢检视其基本假设，呼吁冷静、深思，另辟蹊径。 汉语方言学发轫很早，但中断多时。罗杰瑞1969年完成博士论文《建阳方言》时，中国正处于狂飙岁月。1979年汉语方言研究重燃生机，蓬勃开展，此时北美只有少数此门专家。如同他当代的学者一样，方言研究的初步工作是进行“纵的比较”（vertical comparison），掌握古今对应规律。但是，突出的是，当学界沉浸、陶醉在纵的比较的时候，罗杰瑞走出传统窠臼，尝试“横的比较”（horizontal comparison）①。 罗杰瑞教授的经典著作是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的《Chinese》（汉语）。作为西方世界的中国语文通论课本，此书内涵高屋建瓴、博观约取，文笔则从容优雅、细腻周延。书中许多段落代表他长年研究汉语的结晶，包括深刻的洞察和个人的学说。他在学界异军突起的标帜是闽方言的比较研究，其中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闽方言声调的发展（Norman，Jerry L.1973：222-238）（古闽语声母的重建）和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Norman，Jerry L.1979：268-274）。 西风东渐以来，汉语史研究两度受到比较法的洗礼，首度来自北欧，其次来自北美：高本汉运用此法处理满布灰尘、颇具神秘色彩的文献材料；罗杰瑞运用此法剖析孤悬海滨、颇具古朴色彩的汉语方言。两度比较法的演练在中国都受到高度瞩目。但比较法不是机械的方程式，而是启发思维的逻辑工具，他们如何在中国材料上运用这项工具无疑是汉语史研究的核心课题。如梅耶所说，比较研究是语言史重建的唯一有效工具（岑麒祥1992：11）。底下，我们以罗杰瑞为人物中心，比较法为讨论主轴，谈汉语史 一 语言与语言学 我所知道的语言学家通常也是语言高手，西方如此，东方亦复如此。学界称誉的名单中，在西方有雅司卜森（Jakobson），在中国有家喻户晓的林语堂、赵元任②。 我很早就知道罗杰瑞掌握多种语言，但不知确实数字。他所就读的柏克莱加州大学远东语言系（Oriental Languages，后改称East Asian Languages）要求博士生在中英之外读通日、法、德；求学期间他还随Bosson教授学过蒙古语、满州话；欧洲的古典语言如希腊、拉丁和梵语据说他也浸淫很久，颇为精熟。他的中文流畅程度近乎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俄语是他的母语，西班牙语则因童年时期住在加州农村从墨西哥工人的小孩身上习得③。即使一个没有机会亲炙的读者也不难从罗杰瑞作品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一股自然流露的、信手拈来的语文涵养，这一点他颇有乃师赵元任的风范。语言学入门教科书说，语言学家未必是会说多种语言的能手（A linguist is not necessarily a polyglot），此话固然不错。但是，语言学是一种理论，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语言永远比语言学还要丰富；不管是同族系内的方言还是不同族系的语言都可以丰富或强化语言学的了解④。 古汉语小牛叫“犊”。文字学家可能会说这是形声字，声韵学家会说古音作徒谷切。《说文》有之，《广韵》有之，《史记》亦有之（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身自着犊鼻裤”），今日犹见书面（舐犊情深，初生之犊……）。传统语文学者引经据典，自然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固有。证据确凿，孰曰不是？罗杰瑞认为，汉字“犊”的词源可能来自塞外民族，例如蒙古语
，满洲话
的第一个音节可能就是徒谷切乙所本。（Norman1988：18）很可能汉语里还有许多与牲畜、畜牧有关的词语源自阿尔泰语系。这种说法远远超出传统中国语文学者的视线范围，只有兼通满蒙的学者才可能做得到这种词源学（etymology）的探寻工作。 传统的汉语史学者不大习惯上述讨论方式，他们一般的态度是：古籍有之表示中国固有，意味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即为中土所有。罗杰瑞的上述例子意在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即与周边民族时相往来，语言上也互相交流。汉语吸纳周边民族的语言历史上无时或已。这种学说是普林斯顿学派的标帜。桥本万太郎所举例子包括闽南，读来更加亲近，他说：“也许有人会说，《说文解字》、《方言》等古籍里有‘骹’字（
，脚），有‘治’字（
，杀），不就统统是汉语词吗？我们觉得这不是很好的答案。我们要反问：难道一个字一记载进汉文古籍，就统统都算是汉语词吗？”（桥本万太郎1985：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