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的两极美学重构

——以超越美学与介入美学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廖建荣,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廖建荣(1977-),男,广东湛江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原文出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韦尔施与柏林特分别提出“超越关学”与“介入美学”的美学重构,后现代多元化的原则是他们共同的起点。韦尔施的“超越美学”从形而上出发提出美学是认识论的基础,美学是能够横贯所有领域的跨学科,创造出美学与伦理学结合的“伦理/美学”。柏林特则是回归美学形而下的“感知经验”,消解美学的认识论基础,反对传统美学的普遍性,提倡欣赏者与审美物体共同作用、身体介入审美的“介入美学”。两人是后现代的两极美学重构,分别代表了德国古典美学与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高峰。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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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2-0169-04

       自西方思想界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期起,传统美学理论就显得不合时宜。后现代主义横扫同一性、宏大叙事之后,传统美学就越发支离破碎。不仅如此,传统美学的“美学的本质思考”、“美学与生活”、“美与真、善的关系”、“审美知觉”等形而上的命题备受冷落,学者们运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美学的具体活动与问题,如鲍德里亚用“消费主义”来研究大众的审美活动,伊格尔顿用审美自治研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戴维·哈维用“时空压缩”来研究审美活动的变化。

       不过西方仍有美学家坚守传统美学阵地,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反思与重构美学,韦尔施和柏林特无疑是其中极具影响力的两位。沃尔夫冈·韦尔施是赫赫有名的国际性美学家,其《我们后现代的现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著作,在此基础上其《重构美学》思考美学本体,形而上地赋以美学认识论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涉及哲学、伦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超越美学”。

       阿诺德·柏林特是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美学家,他认同后现代多元化的观念,反对传统美学的普遍性,回归美学形而下的“经验”,强调审美经验与生活经验的连续性,消解美学的认识论基础,提倡创作者、艺术品、演奏者、欣赏者合一以及身体所有感知共同介入的“介入美学”。

       比较韦尔施与柏林特的美学重构思想,可以发现后现代的多元化原则都贯穿其中,但是两人分别发展了美学的形而上认识论基础及形而下的审美经验,代表了德国古典美学与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高峰。这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美学重构,对我们在后现代语境下反思美学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反同一性:“超越美学”与“介入美学”的后现代起点

       后现代主将利奥塔消解了宏大叙事与同一性,在《后现代状况》中他提出语言游戏多元化及其平等性,在1983年的《争异》中他则以话语活动的争异阐释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异质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非连续性和异质性、德勒兹的差异和根茎、德里达的差异与散播都是对同一性的否定。韦尔施和柏林特都意识到,后现代的反同一性是他们重构美学的背景与起点,无论是“超越美学”的“家族相似”,还是“介入美学”的回归“感知经验”与“身体化”,都以此为基本原则。

       韦尔施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研究了文学、建筑、绘画、雕塑、哲学、宗教、科学、工艺,分析了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罗蒂、利奥塔等众多哲学家,都是为了证明多元化是后现代的基本原则。在“超越美学”的思考中,韦尔施以“审美”家族相似解构了传统“美学”定义的同一性。韦尔施认为传统美学追求单一的普遍性,如鲍姆加登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知的科学”,黑格尔将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等等。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单义又能囊括“审美”所有内涵与活动词语,换言之,寻找唯一的“审美”本体被证明是同一性的误导。韦尔施借用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里分析语言的一段名言,只不过是将“审美”代替了“语言”:“并非产生某种共通于一切我们称之为审美的东西,我是在说,这些现象无一处相通可使我们使用同一词语来指全体,相反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一关系,或者说因为这些关系,我们将它们悉尽称为‘审美’。”[1]17

       于是,“审美”从同一性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韦尔施从“审美”的本义、性质、特征、行为过程、欣赏者、被欣赏事物、能力等各个方面展开“家族相似”研究。韦尔施发掘出“审美”一词的“感性”、“感觉”和“知觉”的双重性、“主观的”、“协调的”、“美”、“装饰和形构”、“艺术”、“符合美学”、“情感的”、“美学的”、“虚拟的”等词义。韦尔施然后研究这些不同的词义对应于不同的用法,以及这些词语的不同结合,导致了“审美”一词的不同意义。韦尔施的“超越美学”就这样具有了多元化,从而也使美学超出传统美学的艺术领域。

       同样经历了后现代浪潮的柏林特,虽然没有参与到后现代的大讨论中去,但也受到这一浪潮的巨大冲击。柏林特认识到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美学建立在17至18世纪的认识论上:将世界视为规则的、处于恒定状态,遵守绝对的时空秩序;把理性、感觉、想象和情感看作精神的功能,为了将知识加以理性化和普遍化,大大简化了人类经验的复杂语境,视其为独立的能力。纯粹与独立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正是这种认识论的产物。柏林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教训:“是文化传统和社会影响彻底地修正了我们的感知经验,以至于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感知,而去讨论它,哪怕只是作为理论的范畴,也是极大的误导。”[2]19柏林特指出,传统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科学认知的先决地位、真理的普遍性与排他性、知识的客观性等观念。“介入美学”的“审美介入”挑战这一传统:“审美介入注重连续性而非分隔,注重情境的关联而非客观性,注重历史的多元论而非必然,注重本体论的平等性而非优先性。”[3]这是因为柏林特继承了杜威“艺术即经验”美学的思想,呼吁美学要回归到变动不居的“感知经验”。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美学思想批判二元论,认为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得到的经验才是研究的起点,艺术也应该将重点从艺术作品转为艺术的审美经验。柏林特将“艺术即经验”拓展为“美学即经验”,他提出的“介入美学”侧重欣赏者与艺术作品融合使实际审美经验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就是要保持感知的开放性,推翻美学本体感知的同一性。

       柏林特认为这种新的美学思考首先是放弃传统美学从心理学那里继承的名词性范畴,代之以现象的形容词形式和副词形式,即“感觉”变成“感觉的”,“感知”变成“感知的”。这就要求审美回到经验的流动状态,直面经验的不确定性与丰富性,审美方式也要从静观式转变为介入式。其次,“介入美学”一改传统美学的艺术对象化与主客二元论,是艺术家、欣赏者的身体参与,具有个体性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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