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4)003－0006－08 一谈到中国美学文献对中国美学学科建立、发展，对中国美学研究深入展开的贡献，大家普遍采取认可、肯定的赞赏态度。如果说提议建立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便会引起学界的沉默。学界失声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不解和非议。有人不禁要问：对我们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西方美学已经进入解构主义时代，中国美学界还要进行美学的分支学科建构，是否与国际学术潮流背道而驰？中国已经有了美学学科，学界一直利用着中国美学文献，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否必要？中国美学的诸多范畴、命题、规律已经有所界定，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能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否有它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充分性呢？ 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顺应国际学术潮流吗？ 必须肯定的是，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和深度开掘，一直受惠于它的国际视野，学院式美学尤其如此。1904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慨叹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的张之洞，把美学学科设在“建筑学门”之下。[1]378 1906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赞赏日本把哲学列为文科九科之首的王国维，把美学作为经学科科目的一门课程。[2]12此时，要进入中国高等教育课堂的美学还只具有概念意义，显现着技术美学特征或哲学思维品性。我们分明在张、王二人的学科划分中，看到了日本学术的影响及其背后西方的影子，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1949年。二十世纪50－60年代，美学界展开美的本质问题大讨论，中国美学得到较快发展，但真正的赢家是马克思主义，背后是苏联式的言说方式。从新时期至今，一方面，我们借鉴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武库，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发展和壮大了中国美学学科；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哲学思潮，既解构着西方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依据，又动摇了中国美学赖以深入发展的理论基础。人们发现，越向西方靠近，我们似乎离自己的预期越来越远。 是啊，西方美学学科建立发展的基础，是本质问题的哲学追问，而解构主义者却拆解了它，而拆解它的正是文献阅读的方式。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解构了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在他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并未能认知世界的本质，不论是实体性的，还是本体论的，亦或是“实体—本体论”的存在和存在者，都只是派生性的东西。与存在、存在者相比，他发明的超出本体和实体分别，具有无限歧义属性的“分延”(diffrance)更具本源性。他说：“分延才是更具‘本源’的东西，但我们再也不能将它称为‘本源’，也不能称为‘根据’，因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属于存在——神学的历史，也就是说属于抹去差别的系统。”[3]32《论文字学》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力作，从文献的角度，我们能够发现以下几个有趣的现象：首先，文字既成为他的写作手段，也成为他的解构主义哲学立场；其次，在逻辑思辨作为主导语境的西方，德里达将文献解读发展成解构策略；再次，德里达行文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需要用文献的方法加以疏导。 现就《论文字学》第一章“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在题记中，德里达引用尼采的话说，“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并说亚里士多德持有“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的立场，他要解构的正是希腊先贤这种言语凌驾于文字之上的哲学立场。在德里达看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重视语言，贬低文字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就是中心与边缘、所指与能指、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就产生了言语中心主义及其派生者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因此贬低表音文字，钟情于中国象形文字。他要做的就是，拆解言语中心主义思想，终结承载该思想的书本的历史，让文字在书写中分延和播撒。可以看到，德里达把西方人一直视为本质的“存在”或“存在者”驱逐出本源之地，故意让含有歧义色彩的“分延”和衍生多样性语义的“播撒”更接近本源意义，建构言说解构的意义观。当中国在用文字进行文献学校勘的时候，德里达把文字学提升到哲学高度，取消了一切本体观念，在解构主义道路上走得可谓彻底。此时，如果说有本体的话，那就是文字以及对文字的诠释，文字因此具有了本体诠释学的意蕴。以成中英为代表的谙熟中西哲学的学者，把握了西方对言语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学术潮流，看到中国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以及中国哲学圆融一体的特质，提出本体诠释学的概念，主张文献诠释时“‘本体与诠释’互释生义，因此本体观念与诠释观念必须同时提出，两者的意义才能相互决定，才可深入‘本体与诠释’的关系问题”，以此形成本体论、诠释学、美学之贯通。[4]38按照这种方式，一切文献都具有了衍生意义的特征。德里达和成中英等人的观点，也警示我们重新审视美学文献文字校勘工作，提高其在美学学科建构和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为梳理浩如烟海的中国美学文献，提升文献学文字校勘的学理水平提供借鉴。 第二，西方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建构了形而上学体系，要想推翻这一体系是相当困难的，德里达通过文献解读的策略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章包括了“计划”、“能指与真理”、“写下的存在”三个部分。在“计划”部分，德里达对以言语和文字为代表的种种二元对立进行了分析，以期引出并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恢复文字应有的地位。在“能指与真理”部分，他批判了从古希腊三圣到现代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语言观及其背后的言语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一再申说文字与真理的必然联系。在“写下的存在”部分，德里达把形而上学视为现象学、“显学”、“在场之学”；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分延”、“痕迹”和“播撒”，把“显现”和“在场”隐去，把文字变成非表音的象形文字。为了实现他的解构主义目标，在第一章中，他引用文献超过三十处，其中直接引用大段文字达十二处之多，全章约一万六百字，五万五千字符，这十二处引文就达一千一百二十七字，五千六百八十一字符。①他还先后提到了近30位学者的名字，在重点解析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象学哲学家兼美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芬克等人的同时，一些非主流作者也被纳入他的研究视野。在专注于对这些人的文献进行解读的同时，他还利用文中小括号注释、脚注等形式，对引文进行了认真爬梳。他所论述内容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德国古典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诸多流派。这其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文献学功底，德里达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拿胡塞尔来说，他的哲学手稿有40000多页，“他的哲学具有分析的性质，很难将他所做的大量个别分析系统地组织为一个整体”[5]1247。身为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更是著作等身，要想批判以二人为代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德里达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