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4)02-0033-09 在德国古典美学发展过程中，席勒具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意义，因而占据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陈平早就指出：“如果没有席勒美学思想的衔接，那么，在德国古典美学史的这根长链上，将会失去关键性的一个环节，从而使得整个西方美学的发展可能在某些方面失去内在的逻辑联系。”[1]而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席勒”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它是沟通中德、中西思想文化的一座“桥梁”。尽管席勒在中国的意义并没有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么突出，但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谈到建立人类学美学时，就这样总结道：“如果从美学角度看，并不是如下许多人所套用的公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而应该是：康德——席勒——马克思。贯串这条线索的是对感性的重视，不脱离感性的性能特征的塑形、陶铸和改造来谈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不脱离感性，也就是不脱离现实生活的历史具体的个体。”[2]李泽厚把席勒作为从康德到马克思的中介，用意明显：一是纠正中国美学界长期受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影响所导致的错误；二是建立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见，席勒美学对中国美学建设具有诸多可以借鉴的合理成分。本文旨在对席勒和他的代表作《美育书简》做一些“汉译”方面的整理、补充与拓展性说明，以便为全面审视席勒美学(尤其是美育)的中国意义提供更为客观的基础。① 一、“传”的呈现 美育论是席勒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而要认知、了解席勒美育，一种比较可靠的方式就是通过席勒其人。在19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席勒等一大批西方学人作为西学代表被译介到中国——其中“传”是一种主要的方式。在中国古代，“传”既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具有“传世”意义。“传者，传也，记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许慎)；“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周敦颐)；“凡其美而传，传而久，莫不以适于用之为贵”(徐文弼)。古人的各种解说，莫不体现出“传”具有文化学、美学、传播学方面的特色。[3]过渡到近代，“传”的这种特色体现得更加鲜明：这就是通过介绍传主的生平事迹和褒扬传主的处世行为，以突出传主的伟大人格，进而起到宣传进步思想、感化普通民众的教育作用。因此，“立传”在近代亦是流行的，且是一种得到进步革命家和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学人青睐的写作方式。席勒被译介到中国，起初也主要是以“立其传”的方式进入的。不过，由于席勒与歌德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把席勒与歌德并称，即在译介歌德的同时译介席勒。如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日本大桥新太郎编写、赵必振翻译)，其中的传主就包括歌德(可特)、席勒(希陆)两人。除“分传”外，还有“合传”。如1904年3月《教育世界》第70号发表的《德国文学家格代希尔列尔合传》，即是把歌德(格代)与席勒(希尔列尔)合在一起立传。1905年3月《新小说》上刊登了两张欧洲大诗人的画像，依次为“德国人舍路拉，德国人哥地”，此即席勒与歌德两人并立出现。1932年上海安国栋发行叶善编译的《奥里昂的女郎》，在书前有《席勒尔小传》，其中译者也是把歌德与席勒互作比较。[4]歌德与席勒堪称德国文学史上的“双璧”。正如宗白华所评价：“德国两位最大诗人歌德与席勒之结为好友并成为十年长期创作的伴侣，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件奇异而有趣又含有极大意义的事件”，“在两人交谊的十年间(至席勒之早死)，是两位创作最多最伟大的时期，奠定了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的永久地位。”[5]为歌德与席勒同时立传，亦充分说明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启蒙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20世纪之初对译介席勒贡献最大的首推王国维和《教育世界》杂志。《教育世界》由罗振玉发起，王国维主编，办刊时间为1901年5月至1908年1月，设有“传记”等专栏。该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署名或未署名的传记文章，所遴选的传主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雅里大德勒)、康德(汗德)、叔本华、尼采、歌德(格代)、席勒(希尔列尔)、莎士比亚(莎士比)、培根(倍根)、拜伦(白衣龙)、斯蒂文森(斯提逢孙)、霍布士、洛克、休谟(休蒙)、斯宾塞、黑贝尔(海别尔)、列夫·托尔斯泰(脱尔斯泰)、斯宾诺莎(斯披洛若)、卢梭(卢骚)、霍恩氏等一大批西方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在这些传记文章中，传主涉及席勒的有两篇，其中一篇为上述所提及的《德国文学家格代希尔列尔合传》，另外一篇就是发表在该刊1906年2月第118号上的《教育家希尔列尔》。两篇均为佚文，现公认出自王国维之手(或创作或译自日文原著[6])。前文不仅盛赞二传主的杰出地位，而且将这两位德国伟大作家从境遇、阅历、思想、天分等多方面展开对比，使得两人的各自特点一目了然，最后发出了“文豪不诞生于我邦”的感叹；后文称席勒是“世界的文豪”、与歌德“相并”的“教育史上之伟人”及“由人道之发展上而主张美育”的“世界大诗人”；不但为“广大的教育家”，而且是“实际之教育家”；认为席勒的美育论是“鉴于当时之弊而发”，“莫不含有道德的教育的旨趣”，等等。这应是国内最早介绍席勒及其美育论的传记文。尽管篇幅不长，但是一个在美育领域具有突出建树的席勒之形象已得到初步的呈现。 蔡元培是一位十分注重“传”的美育提倡者。他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文，所涉人、事也极多，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他采用的传体十分多样，有传、祭、悼、赞、序、记、忆、墓表、行述、事略、家传等。不仅此，他还善于利用这些传体进行各种写作。如在留学德、法期间所译、著、编的《伦理学原理》(1909)、《中国伦理学史》(1910)、《欧洲美术丛述》(仅成《康德美学述》一卷，1916)、《欧洲美术小史》(仅成《赖斐尔》一卷，1916)等作品中，他常常以立传的方式介绍中西伦理学家、哲学家、美学家的生平和思想；而在《〈勤工俭学传〉序》(1915)、《〈科学界的伟人〉序》(1924)等文中用“可当传记读”这样的言语评人论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人中，这种时时以“传记”的眼光进行打量的情况，是颇不常见的，也充分说明他对“传”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爱和理解。[7]此外，在美学的研究法上，他提倡从主客共通的方面即美术家入手研究美术，如“搜集美术家传记”。[8]315作为中国现代“美育之父”，蔡元培受惠于德国美学、特别是席勒美育思想颇多。尽管他并未写过专门的“席勒传”，但对席勒美育的认同不舍采用“传”之方式。如1930年他为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条目，就是一篇“美育传”。该条目写道：“及十八世纪，经包姆加敦(Baumgarten，1717—1762)与康德(Kant，1724—1804)之研究，而美学成立。经席勒尔(Schiller，1759—1805)详论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标识，始彰明较著矣。(席勒尔所著，多诗歌及剧本；而其关于美学之著作，惟Brisfe über die
sthetische Erziehung，吾国‘美育’之术语，即由德文之
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者也。)自是以后，欧洲之美育，为有意识之发展，可以资吾人之借鉴者甚多。”[9]次年5月，他为环球中国学生会25周年纪念会所做的演讲中，也这样提到：“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
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10]尽管他在这两次说辞中都没有说明从何种德文资料中直接译出“美育”，但从他留学欧洲的背景看，不难肯定其来自席勒。蔡元培对“美育”一词的译介及对美育的提倡，无不包含一种“传”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