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1；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4)02-0111-09 宗教和美学是人类观照、感知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在情感、想象、感受等方面，出现连接点。而在中国，佛教是舶来品，东汉明帝时传入内地；道教是土著品，东汉顺帝时产生。两大宗教的出现乃中国文化史之大事，亦是中国美学史之大事，自此改变了中国美学史的结构、维度和走向，甚至话语系统，奠定了中国宗教—美学的基石。 当前，学界对中国宗教史与中国美学史的内在关系，还缺乏系统、深刻的揭示；中国宗教史对中国美学史的审美形态、艺术事实、审美理论，特别是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影响及其所提供的普遍审美经验，尚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作初步论述。 一、宗教界—士夫界社会交际方式的审美文化意义 佛教东渐，至唐大成，出现了家传户弦的一大盛事——玄奘取经。其标志性意义，是佛教经典传译进入崭新阶段。佛教是开放式文化，传播性和弘布性极强，即所谓的佛雨普淋。西典东来，中土化的前提，一是迻译，二是以汉字为载体和传录。而唐代尚未出现此后宋代的雕版和活字印刷，即使是印刷，也要先行付诸书面纸质文字。佛经翻译的书录文字出以正书楷体，卷面整洁，缮写工整，无有涂饰，不乏名笔。如沈弘所书《阿毗昙毗婆沙卷》，一笔褚(褚遂良)体，上乘书品。对缮写所翻译经卷的书法要求，已成为自隋代以来僧人的必备条件和必修课目。从唐诗人岑参的《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诗中，可见僧人书经情景。黄卷净居，收身返心，凝精聚神，用志不纷，充满诗意性情景和信仰的崇高感。诗云：“璋公不出院，群木闭深居。誓写一切经，欲向万卷馀。挥毫散林鹊，研墨惊池鱼。音翻四句偈，字译五天书。”据唐文士岑勋《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所记，建造西京多宝塔的楚金禅师，“先刺血写经《法华经》一部，《菩萨戒》一卷，《观普贤行经》一卷……同置塔下”；“又奉为主上及苍生写《妙法莲华经》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镇宝塔。又写一千部，散施受持”，书写量实属惊人，非持之以恒和书艺高手不能为之。这恰恰与中国书法美学处于同一精神现象层面。东汉名书家蔡邕说：“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1](P134)于是，产生精神现象的异质同构。 僧徒还把汉字书写经卷提升到如亲见释迦牟尼、如亲闻佛祖口授的终极价值高度加以体认。《妙法莲经》卷七《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说：“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这是佛教对书法促进的精神动力。 唐代出现过一个独特的手稿收藏现象。据清代王士祯《分甘馀话》载：“白乐天写集三本：一付庐山东林寺，一付苏州南禅，一付龙门香山寺。”寺院安全保险，是除了皇宫之外的最佳收藏地。这样，在中国诗史上仅次于宋代陆游存诗量的白居易诗集10卷，诗歌2806首才得以完好保存下来，才会由挚友元稹编成《白氏长庆集》。 宗教史的人文化、士大夫化进程，又是以中国智识阶层的社会人际交往即交游为独特方式。《荀子·君道》曰：“其交游也，缘义而又类。”这是志趣、爱好、情感，甚至是理想的投契与一致。缁流仗锡远游，结交时贤，蔚为风气。东晋名僧支遁和名士王羲之、许询等交游，作为名士记录的《世说新语》竟有54处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2](P57)。王羲之“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绰)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支道林)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羲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2](P56)。支道林对《庄子》有精深研究，自比竹林七贤中的向秀，他和许询、谢安共聚王濛家中，以《庄子·渔父》为题，“当共言咏，以写其怀”，“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2](P60)。 延及唐代，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云：“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结友唱和，赋诗联句，赠别留行，构成了士大夫和宗教徒的交游时尚和生活内容，以至于白居易说自己“交游一半在僧中”(《喜照密闲实四上人见过》)。怀素是唐代佛教界最善于与俗界士人交游的书僧。唐诗人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谓“狂僧前日动京华”，书僧来京，奔走相告，产生轰动效应；又如鲁牧《怀素上人草书歌》所云“满堂观者空绝倒”。《全唐诗》中以“怀素上人草书歌”为题的诗歌最为丰富多样，对书家的吟咏以怀素草书最为淋漓酣畅，所作的是诗意化描述、诗性化评价。如李白、王邕、戴叔伦、窦冀、鲁牧、张谓、任华、朱逵、许谣等37人都有吟咏怀素草书的诗作。随着怀素“旋风”所至，诗人们就像现今的媒体记者和“粉丝”，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有一大批“追星族”。所赋诗，无所例外，均为长歌行体，铺张扬厉，滔滔不休，乃诗中大赋。这在唐代诗坛上和《全唐诗》中是惟一的。 诗僧、诗论家皎然，刘宋诗人谢灵运十世孙，与书家颜真卿、李阳冰，诗人顾况、韦应物等广为交游，互有唱和，时称“江东名僧”。其中与颜真卿的交游绵延于大历八年(773)至大历十二年(777)，前后达五年之久，书写了唐诗史和书史的动人篇章。清代全祖望《鲒埼集外编》认为：“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佛老。”“宋初九僧”是一个佛门诗画群体，其中惠崇绘《春江晓景》，苏轼有名诗题录。苏轼在《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中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与苏轼有交往的僧人达百人之多，其中有“乡僧”文长，有同游赤壁的佛印，有诗友惠勤、惠思、清顺等，特别是参寥子，苏轼在《〈参寥泉铭〉序》中深情地说：“余谪黄州，参寥子不远数千里从余于东坡，留期年。”真可谓佛门挚友、患难之交。参寥子是宋代僧人士大夫化的典型。文士和释僧交游有一个很高的平台，不是庸僧、凡僧，而是文化素养深湛的高僧、大德，苏轼《参寥师》说这些释僧“所与游皆一时名人”，而这些名僧也“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就，不点窜一字……语有灿、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苏轼《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