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4)01-0021-09 一、什么是超越美学? “超越美学”，不是追求某种超越的精神性。“超越的精神性”在中国并不缺少。长期以来，中国美学曾追求哲学化，拉大了美学研究者与文学和艺术研究者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一个美学研究的独特的圈子。这种研究具有强烈的思辨性，从康德、黑格尔出发，又回到康德、黑格尔，不面向生活和艺术的现实。谈论在美学领域里建立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认识论、辩证唯物(因而主客观统一的)主义、历史(因而客观的并社会的)唯物主义，是哲学上追求的，也是政治上正确的努力。①也许，这种思辨性，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能够避开政治干预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思辨的功绩，是保持美学大讨论学术性的原因；但同时，这也是从那时起的当代中国美学脱离艺术实践的重要原因。 本来，康德与黑格尔的美学，都曾具有现实的艺术指向，与建构一种自律的艺术和无功利的美学，从而形成一种相应艺术哲学有关。这些理论原本既是思辨的，也是指向艺术现实的，与当时艺术的发展具有遥相呼应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他们的思想本身多么抽象，都对同时代艺术的发展，或者起了推动作用，或者起了理论支撑的作用。艺术的发展是需要理论支撑的。否则，艺术之潮的潮起潮落，什么也不会留下。 当代中国美学最早是从一个争论，即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争论发端的。这种源头，决定了当代中国美学高度抽象的超越传统。主观的就是浪漫主义，客观的就是现实主义?他们说，不是这个意思，甚至完全与这些创作方法上的主义无关。否则的话，“两结合”就自然等同于“主客观统一”了。主观的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客观的就是唯物主义?是，也不是!坚持自己是客观论者的人，曾这么说过。但是，坚持自己是主观论者的人，曾反复强调他们只是美学上的主观论者，与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无关。美学讲的是美的本源，而唯物、唯心之争，是讲认识的本源。 这么说来，这种主观与客观的争论，与艺术以及艺术中的种种“主义”已没有什么关系。美的本源成了一个抽象的思考，并由此形成当代中国美学的传统。这种争论形成的传统，造成美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的分离。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参与美的主观性与客观性讨论的学者，并不是从他们关于艺术的经验出发，而是从在美学领域建立唯物论，从而获得政治上的正确性出发的。50年代时，也有不少美学家具有强烈的艺术兴趣，甚至其中也有人有着丰富的艺术经验，是不同水平的艺术家，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艺术经验不能帮助他们获得具有思辨性从而形成有说服力的立场。有时，情况恰恰相反。在那种美学讨论中，艺术经验成为一种必须被排除的习惯残余，而不是提供力量的源泉。美学家越是有艺术经验，越不能在美学论辩中占据有利位置。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以及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种美学与艺术的分离曾两度由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而拉近。一次是50年代中后期，形象思维的论述与论争努力纠正关于美的主观与客观讨论的抽象性，从而引导研究者回到对艺术规律特别是艺术思维规律的探讨上来。这一讨论后来被人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名而受到严厉批判，并随着“文革”的到来而销声匿迹。在1978年开始的新一轮形象思维讨论时，美学与艺术的距离得以被再次拉近。但是，这种讨论在当时仍是政治意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利用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信的发表所形成的舆论冲击波，试图突破“文革”时代的文学理论的框架。②这有所谓“借东风”的意味。当然，这个东风借得好，启动了新一轮的“美学热”，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大潮，也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大繁荣。然而，在当时，对艺术思维规律本身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中国学者心里，长期以来一直潜藏着对纯美学追求的冲动。这种纯美学，就是中国语境中的康德与黑格尔的美学，后来又加上海德格尔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争论中，曾有过“交美学的底”的说法。美学有“底”吗?谁的美学是“底”?对“美学”之“底”的猜想，实际上显示出的是一种对美学的超越性的追求。 “实践美学”本身是很超越的。它来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认识，在他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纷纷投入到对物自体堡垒的攻击之中，从而宣布这个堡垒一次又一次地被攻克。“实践哲学”认为，此前人们都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只有进入到实践的领域，才能攻克这个堡垒。“实践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讨论的基础之上，并与它相隔多层。美学的问题，归根结底要还原为实践问题，但从实践到审美，相隔有多种层次。[1]然而，也正是由于实践这个词，促使一些美学家追求美学的实践，从而使美学回到生活和艺术。也就是说，利用这个词的多义性，实现理论上的转换，从“实践美学”走向了“美学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另有人认为，这样形成的美学，就不够超越。他们认为，要建立一种超越的美学。这种超越的美学，认为实践不具有精神性。他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更具精神性的美学。如果美学要更加精神性，那么，它要走向何方呢?这是当代美学家们感到困惑的。过度的精神性，只能使自己距离时代与社会越来越远，对当下发生的各种现象越来越不具解释能力。当美学家们自己说“我欲乘风归去”之时，美学这个学科也就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