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0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4)03－0005－12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源远流长的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史，据现在有据可查的史籍记载，应追溯到13世纪来华的基督宗教方济各会会士(Franciscan)们。在此之前，中国史籍中提到的中国与“罗马”(“大秦国”“拂菻”“犁轩”等)的关系，实际上是指中国与西亚两河流域或亚历山大港地区的关系，即历史上的“东罗马”或“罗马东部行省”。真正沟通中法关系的，是由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王路易九世(即后来的圣路易)于1245年和1253年先后派遣出使蒙元帝国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他们经古老的丝绸之路，万里跋涉来到东方，是沿革至今的中法关系的源头。由此算来，中法的官方正式外交交往，已有760多年的历史了。 一、中法关系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中法关系史，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四次发展高潮。每个阶段不仅对于中法关系，而且对于中欧关系，甚至是整个世界大国格局的变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13世纪时，由教宗和法国国王派遣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士们，借助于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之机，不远万里入华。他们所经过的道路必然是草原和沙漠绿洲中的丝绸之路。其后果是导致欧洲天主教的不同修会会士们(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奥古斯丁会士)纷至沓来地东行，前来考察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其中最具有开拓之功和最重要者，正是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早期方济各会士们并未实现他们在华实施基督宗教大归化的抱负，也未与蒙古人形成抵御伊斯兰势力的结盟，更谈不到与中国建立持久的关系了。但他们毕竟通过丝绸之路而打开了通向中国的门户，为欧亚大陆两极的两大强国之间沟通了最早的信息。因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从来未曾有过从罗马直通中国或从中国直达罗马的使团或骆驼队，这种交往始终是中途各王国和各民族接力完成的。他们为了政治和商业利益，甚至还专门制造假象并掩饰真相阻止中西方直接交往。只有当蒙古人打通欧亚交通之后，这种直接交流才成为可能。这是中法正式交往关系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中法关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自16世纪末之后中国明末清初时代。1685年，6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入华，掀起了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次新高潮。据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荣振华统计，1552～1800年间在华的耶稣会士共920个号975人(其中也包括华人)中，有168名法国人[1]，他们在传教和中两文化交流方面成绩斐然。1664年，欧洲的第四个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安菲特利特号(L' Amphitrite，海神号)法国商船于1699～1700年间首航中国成功。法国北京传教区创建后，当时甚至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法国传教区时代”。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史的发展，在欧洲于17～18世纪催生了一股强大的“中国热”风潮。但这场风潮，又受到了在欧洲爆发的一场的“中国礼仪之争”的严重干扰，给中法关系造成了1个多世纪的滞缓。 中法关系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中法交往日益频繁，不仅领域广阔和层次深邃，硕果丰盛，而且也促使中国融入了世界和迈入了近代社会。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仅仅把这个时代视为殖民主义、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的时代，而更多地应该科学探索双方交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举西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人文观念、治国理念、启蒙哲学都传入了中国，使中国走向启蒙并促使社会发生了大变迁。 中法关系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便是自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起，一直发展到今日。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互利互惠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现代国家关系基础的中法关系，从而形成了不同社会架构、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文化价值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一种典范。 二、中法关系的肇始——方济各会士入华的历史背景 基督宗教教宗与西欧基督宗教国家君主们，于元代开始争相遣使东行，尤其是遣使元帝国以及蒙古诸汗国，具有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背景。13世纪时，蒙古人控制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于1236年灭卡马河畔的不里阿耳突厥王国。蒙古人自1234年灭金之后，完全控制了中国北方，1231年征服波斯。1238年，钦察汗国归附蒙古人。蒙古大军摧毁莫斯科，于1239年征服南俄草原，于1240年灭乞瓦(基辅)国。他们甚至还于1240～1241年间打到勃烈儿(波兰)和马札尔(匈牙利)，一度曾兵陈奥地利维也纳城下。波兰与日耳曼人联合抵抗蒙古人的战争，也于1244年遭受完败。“蒙古式的和平”(Paix mongol)盛行于中亚和东亚。事实上，当时世界的大国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基督宗教列强，以佛教和印度文明为基础的印度帝国、以波斯—阿拉伯文明为基础的各穆斯林帝国、以蒙古草原文明与中国汉文明为基础的蒙元大帝国。这四大势力，基本上控制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既形成了他们之间交流的渠道，又是他们的财富之源，这同时又成为他们之间互相竞争和博弈的诱因。 由于蒙古人大举向西推进，已经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感到严重威胁。他们意欲刺探有关鞑靼人及其他东方人的地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王室世系以及通往那里的道路。但他们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却是蒙元王朝和东方人有关战争、军队结构和武器、战争、韬略、部队集结、对待战俘、攻守战略和投降者背信弃义的详情；鞑靼人的媾和、征服地区、对臣民的压迫、勇敢抵抗他们的地区；怎样同鞑靼人作战、鞑靼人的意图、武器和部队组织，对付鞑靼人的韬略、城市防御工事和处置战俘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急于从事“间谍”活动，纷纷派遣“间谍”东行。这是欧洲基督宗教国家派遣方济各会士东行的首要原因[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