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研究

作者简介:
齐勇锋,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24;黄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45;梅声洪,广州市委宣传部研究室,广东 广州 510045 齐勇锋(1952-),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威(1976-),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梅声洪(1970-),男,广州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金融学博士后。

原文出处:
东岳论丛

内容提要: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面对国有文化经济存在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结构不合理,资本布局过宽、条块分割、资源碎片化严重,以及缺乏竞争力、整体效益不高等深层次问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创新改革思路,明确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共文化企业定位和国有文化经济的公益性文化经济定位,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以整体和动态的眼光看待国有文化经济,把以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重点的改革思路,转变到以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为重点、从国有文化资产的产权管理上升到国有文化资本的战略管理、从整体上搞活做强国有文化经济、发展开放性混合结构的文化经济的轨道上来。


期刊代号:G01
分类名称:文化创意产业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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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4)04-0068-06

       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同属性的分类改革思路,围绕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塑造文化市场微观主体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深层次改革阶段。我们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解放思想,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围绕解决国有文化经济的深层次体制问题,总结前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在明确国有文化经济市场定位的基础上,把以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重点的改革思路,转变到以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为重点、从整体上搞活做强国有文化经济、发展开放性混合结构的文化经济的轨道上来。

       一、文化体制改革进程和国有文化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我国传统的文化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具有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和垄断经营,条块分割,管办不分,事业体制,以及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和行政配置资源的显著特点。应当肯定,这种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体制,对于集中资源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建设,解决建国初期我国文化发展“一穷二白”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条件的变化,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WT0以及党的十六大做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我国文化经济由“相对封闭”向“逐渐开放”转变,政策上重点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鼓励非公资本发展文化经济,引导、扶持新兴文化产业和外向型文化产业发展。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文化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满足人民文化消费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国有文化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其占有的文化资源总量与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还很不匹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依然任重道远。

       一是国有文化经济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结构不合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传统文化产业领域,国有文化资本垄断性过强。而新媒体、互联网等基础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领域,国有文化资本则投入不足。二是国有文化经济布局过宽、条块分割、资源碎片化严重,缺乏竞争力,整体效益不高。以区域性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为例,由于传统文化体制行政性资源配置的原因,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600多个地级市都有电台、电视台和报业集团(或同级别的报纸),并且都在沿袭传统发展模式,大力投资互联网业务,搞重复建设,导致资源碎片化、内容同质化的问题愈演愈烈。三是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所有者缺位下的监管分散、权责利不明,运营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国有文化资产呆滞,缺乏流动性,难以优化组合。四是国有文化经济的开放度和证券化水平仍然较低,与民营、外资等社会资本融合程度不高,致使对整个社会资本的引导力不足,对文化市场的调控作用十分有限。可以说,国有文化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仍然制约着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蕴涵的巨大能量和市场潜力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①。

       二、文化体制改革新阶段与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

       以2012年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初步完成转企改制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表为标志,我国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一是随着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我国文化市场已经从长期以来总量短缺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供需基本平衡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精品结构性短缺并存阶段。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从而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结构转型,拉动文化消费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是目前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对外开放呈现加速的态势,机遇与风险并存,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日益融为一体,迫切要求发挥文化体制改革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化解社会风险中的引领作用与溢出效应。

       三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经济崛起,我国不仅面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逐步掌控国际话语权和增强影响力的问题,而且也面临一些西方利益集团以“中国威胁论”为名对中国和平崛起进行围堵,境外敌对势力、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相互呼应的严峻挑战,从而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提出了新要求②。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解决国有文化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明确国有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经济的战略定位。国有文化经济作为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导力量,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柱和调控工具。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以整体和动态的眼光看待国有文化经济,从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业改制转变到对国有文化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从国有文化资产的产权管理上升到国有文化资本的战略管理。只有对国有文化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通过跨地区、跨行业整合,优化布局和结构,培育文化产业的骨干企业,提高集约化和集中度,才能打破条块分割的传统体制束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充分释放国有文化经济的潜力,进而带动整个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应当指出,随着近年来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民营资本以敏锐的市场眼光,越过传统文化业态的体制和政策门槛,投入到具有鲜明高科技特征的新兴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推动新兴文化业态蓬勃发展,日益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形态之一,从而对国有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形成了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文化体制改革和国有文化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机遇期和时间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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