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3-0068-18 众所周知，张自忠不仅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因此，他成为学术界必然关注的一个人物。在他一生中，争议颇大的是他1937年7月28日至9月3日留在北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他对宋哲元实行“逼宫”，他因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①。许多学者反驳认为，张自忠是临危受命留在北平②，“‘逼宫’说仅凭传闻立论，缺乏事实根据”③。至于为何临危受命，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宋哲元“以张自忠为缓冲，借以分解失守平津的责任”；“以张自忠同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平津的机会。”此外，学者们还对张自忠对日态度、宋哲元以他出面与日交涉，以及是否对平津沦陷负有责任等三个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张自忠“重交涉，轻备战，误信和平，坐失良机，对于平津失守负有一定责任”④，批评他“盲目自信，错误决断，特别热衷于与敌人‘和谈’、‘签约’而不肯抵抗，不敢与敌人刀兵相见以致未能尽守土之职责，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张自忠之所以出面与日本人和谈，首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愿意接受他”，“其次是张自忠一向拥兵自重，权在他人之上，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再次是宋哲元对张自忠素来‘故示优容，安其反侧’”，“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张自忠认为卢沟桥事件能够和平解决，而和谈、签约是正当途径。”⑤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以张自忠是否汉奸为中心，如果“逼宫”说成立，则张自忠无疑想当汉奸。虽然有学者予以反驳，但是未能提供有力说明。第二，虽然看到张自忠出面与日交涉，但是未分析他如何交涉的，更未分析他与日军签订的几个协议的关系，自然未弄清他的交涉与第29军及宋哲元的全局安排有何关系。因此，贸然对三个问题提出看法，有失偏颇。第三，虽然考察了张自忠的留平问题，也有学者指出张自忠留守的原因是掩护部队撤退⑥，但是并未分析他为维护第29军的地位及掩护撤退所采取的措施及行动，也未弄清他留平是否达到了目的。其实，在整个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奉宋哲元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宋离平后，正是由于他“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国人“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⑦。整个过程表明，张自忠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竭力维持第29军的地位。本文就以事变演变为中心，分三个阶段来探讨。 一、事变之初在北平：与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全局 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为应付日益严重的华北危局，第29军摆出“丁”字形部署：第38师师长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坐镇在前；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坐镇在后；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坐镇居中；第37师师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坐镇保定呼应。七七事变一爆发，由于宋哲元在老家山东乐陵，第29军自然立即形成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三人为核心的应付领导小组：在保定的冯治安接到部下旅长何基沣的报告后速返北平⑧。至于张自忠在何处，说法不一。他的下属、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说他“正在北平患痢甚重”⑨，张自忠自己也说“适予卧病在平”⑩。但是，有电文称他“八日晨由津乘汽车来平，下午即访秦德纯会商对策”(11)，日伪则说他是7月8日中午从天津“急遽来平”的(12)。无论在平还是在津，张自忠在事变爆发后立即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会面协商对策。有电称，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张允荣等“终日会商应付办法”，直至深夜“犹在秦邸未散”(13)。《华美晚报》称，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当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防卫办法，当即决议联合维持冀察两省两市之治安问题”(14)。他们除了致电宋哲元报告外，还派邓哲熙到乐陵催促速回坐镇。日伪注意到：“以冀察最高首脑部重要会议而解决本案，如两军对峙彻夜时，不无发生意外大冲突之危险，似(势)必赶紧协商，决定对策。”(15) 是反攻还是缓和，第29军各将领有争论，但是达成共识后一致执行。参谋本部次长熊斌7月26日在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上报告说：“芦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于是于八日晚下反攻命令。殊日人方面因兵力甚少，得此消息，即多方派人疏通，谓可无条件撤兵，因之乃收回反攻命令。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分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16)平津沦陷后出任伪北平维持会秘书兼财政局长李景铭的日记说：“冯治安决战，竟以大刀队制胜，而田代与青木因此而亡。秦德纯见事有可为，电催宋哲元回平坐镇。宋仍本和平宗旨与日周旋。此时如决战，或尚可一鼓歼敌。然日本大军未至，故亦停顿数日，由外交进行。”(17)依此来看，反击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冯治安建议乘日军援军尚未到达之际“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宋哲元也指示“先消灭当面之敌”，张自忠表示赞同，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及小队长青木传说阵亡，这说明第29军反击之烈。力求缓和，也是众人的一致决定。宋哲元指示“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18)，并“饬门致中八日十时速归平，传达意旨于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19)。他对前来催促的邓哲熙强调：“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20)显然，第29军在作有限度反击的同时，又企图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因此，宋哲元并未速返，由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负责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