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动员体制之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方德万(Hads J.van de Ven)指出：“战争动员为我们审视国民党处理中日战争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阐明了国民党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具有的能动性和认知力。”①方德万在其专著中分别以征兵、农业政策、工业动员、国民参政会、国家总动员法等为线索，分析了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②奥村哲通过比较中日两国之兵力装备、经济实力和社会之组织动员情况，指出中日两国在开战时国力相差悬殊。③石岛纪之分析重庆国民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指出其抗战体制存在很多问题。④奥村哲与笹川裕史等人则将焦点对准战时中日两国的基层社会，希望以此来揭示两国总动员的实际情况。⑤姬田光义分析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发动和推行过程，以及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情况，对了解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有很大作用。⑥张燕萍则主要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动员。⑦笔者也曾以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为例，通过分析其组织结构和活动，指出战时动员存在的问题。⑧久保亨则从整个东亚地区的总动员体制这一更为广泛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战时体制。⑨ 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之演说，并于19日将其公开发表。⑩蒋介石认为如果卢沟桥被日军占领，那么北平就会成为第二个沈阳。如果北平成为第二个沈阳，首都南京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因此，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告抗战全体战士书》，呼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11)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展开。 以往很多研究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在蒋介石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战争领导能力受到考验。也就是说，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都采取了什么对策，变得十分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蒋介石战争领导能力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本文将通过考察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动员理念、国民政府有关总动员实施机关之变迁及其法制工作之进展，探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构建总动员体制的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制定了《总动员法》和《总动员计划大纲》，为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了一系列准备。但是，关于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以往虽然有学者在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是该机关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12)另外，关于《总动员法》和《总动员计划大纲》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本文将主要以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总动员法》和《总动员计划大纲》为线索，探讨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构建总动员体制的过程。 另外，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5月1日，成立了国家总动员会议。以此为契机，中国的总动员体制终于确立。(13)基于此，本文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2年5月国家总动员会议成立这段时期称为抗战总动员体制的初期阶段。 一、蒋介石总动员理念的形成及其特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遂开始考虑进行总动员。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体大会在南京召开。11月23日，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党同志，遵守决议，僇(戮)力从事，团结全国同胞，实行全国总动员”。(14)该会议还通过了《国家建设初步方案》，规定“一切建设，必以国防为中心”，而“初期之国防建设，为时仅定4年”。(15)其具体目标为“有自卫与应付之能力，海防与空防求其有阻止敌人侵扰之能力，陆军有应战之能力，人民有适应战时环境、服从国家法纪之知识与能力”。笔者认为，这份《国家建设初步方案》就是国民党进行国家总动员之肇始。 由于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采取所谓“不抵抗政策”，受到党内外批判，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5日下野。但是，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以下简称“中央政治会议”)召开第26次临时会议，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重返军政界。(16)同一天，蒋介石就决心将首都迁至洛阳，与日本进行长期抗战。(17)笔者认为，蒋介石的对日持久战理论即起源于此。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朱培德及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George Wetzell)等进行谈话时，再次表示“对于倭寇，决心与之持久作战”。(18)蒋介石认为：“此时对于国防，惟有与德国联合，借其人才，学其技术，以办飞机厂、氯气厂、火药厂、炮械厂、硝酸厂。凡现代化最精良军备，皆宜急办。盖对日合议只能暂时，而不能永久。此等秘密国防，实不可缓也。”(19)由此可知，蒋介石认为《淞沪停战协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应该秘密地进行国防建设。可以说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总动员理念尚以国防建设为重点，而其假想敌无疑就是日本。 1932年4月5日，蒋介石认为“国防为立国急务”，所以他打算成立国防协会，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以期集合全国之人力、物力，而使之周密坚强”。(20)5月7日，蒋介石进一步考虑成立国防委员会。(21) 1932年5月11日，蒋介石听朱祖晦讲各国统计制度，得知“各国统计，以日本统计局与资源局及其设计此二局之委员会制度之周密为各国最甚”。(22)于是蒋慨叹“日本立国之周密”，认为“吾人若不急起力追，何能立国?复何能与彼抗衡?”基于这样的认识，蒋介石打算将参谋本部第三厅改称国防建设局，由俞飞鹏和陈其采等人负责。(23)5月15日，日本发生政变，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蒋介石得知后，认为日本军阀“横暴狾狂之势必更加厉。我中国对于国防更应提前赶成”。(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