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乡村社会崩溃的交相作用下，农民源源不断流入城市，构成近代中国城乡变动的突出现象，而如何实现对外来移民的有效管理，成为近代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对外来移民的管理，学界研究关注于两个层面：一是集中在政治架构层面的各种管理规章和措施，尤其是保甲与户籍制度在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二是社会组织如同乡会、慈善机构等与移民的关系①。从乡村移民在近代青岛的城市境遇来看，尽管青岛市没有专门制定针对乡村移民的管理措施和相关制度，但在有关救助、求职、租赁、借贷等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管理章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贯穿于城市管理规则中的保人制度成为近代城市调控乡村移民的重要手段②。本文立足于1929～1937年间青岛城市管理规章中有关乡村移民生活的制度安排，探讨保人制度对移民的接纳与约束，近代城市的低门槛使大量移民进入青岛成为可能。但有关保人的制度规定对进城的移民们形成支持与排斥力量，影响着乡村移民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管理的运作方式。 一 近代青岛的城市化进程及对移民的吸纳 青岛政界与学界将1891年定为青岛城市建置的开始，因为这一年，清政府决定在胶州湾驻兵设防，修筑总兵衙门、炮台等建筑，青岛亦开始吸纳农村人口到此从事建筑、服务各业，“他们与专门从事码头搬运和运输的工人组成了青岛最早的工人队伍”③。1897年德国强占胶澳后，把青岛定位为军事基地与重要的商业中心，志在树立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军事便利的样板殖民地，为此，德占当局不惜大量投资，扩张军备、振兴实业、经营路矿、诱掖教育，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活动。铁路与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开工需要大批苦力，船舶修理厂、胶济铁路机车厂、砖窑厂等企业的兴建也急需引入相当数量的工人，这些工作机会吸引了大量南方商人与技术工人进入青岛，沿海被拆迁村落的部分农民和周边乡民也开始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从山东各地聚集青岛”④。山东人和南方人在大鲍岛、台东镇和台西镇一带开设商店和批发商行⑤，因为上海和(中国)南方的苦力不愿意到胶州去⑥，这样，青岛早期苦力主要来源于山东农民。一些德国企业也从农村中招收年轻学徒⑦。为安置拆迁地的村民和外来劳工，殖民当局兴建了台东和台西两个新式劳工居住区，以防止暴发疾病和瘟疫，保证建设工作持续进行⑧，这两个居住区此后发展为近代青岛容纳乡村移民最集中的两个镇。 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加强了经济侵略，在青岛兴建大批工业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仅1916年7月至1922年4月，日本投资在青岛开办的工厂有14个，资本总额达25512万元⑨。与德国企业建立在青岛市区不同，日本企业尤其是六大纺织企业(内外棉、大康、富士、钟渊、隆兴和宝来)多集中在处于乡区的沧口铁路沿线附近，青岛燐寸公司、山东火柴工厂和中国民族企业华新纱厂等亦接近农村，为当地村民提供了重要的谋生渠道，如达翁村、曲哥庄村、西大村、营子村等村的大量农民过上了亦工亦农的生活，西流庄村还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村里的青壮年包括姑娘们都去铁路运输、机车制造、棉纺等厂家做工挣钱，家里却雇人种地。雇工们大部分是从即墨蓝村来的小伙子⑩。1922年12月，北洋政府接收青岛，设胶澳商埠局管辖，但在军阀混战之下，青岛的财力物力大都耗于用人行政方面，1922～1931年的十年间，青岛十易其市长，城市建设没有大的进展，移民增速放缓。至1931年沈鸿烈就任青岛市长后，宣布十大施政纲领，致力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由于政局稳定、举措得力，中国本土工商业开始有较大发展，华人投资的新兴企业相继创办，至1932年10月中外商店共计为6746家(11)。1937年，中国重要的工厂已达150家(12)。至1930年代中期，青岛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工商业城市、避暑胜地与华北重要港口。 城市建设与工商业的发展，增强了青岛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埠之初，青岛人口数呈现出与工地施工数量相一致的起伏，移民的流动性很大，开发中的青岛对移民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工程完工后，移民们往往回到家乡，永久移居此地的劳工还较少，在德占时期的1902至1913年间，市区的中国人人数增加不足4万。日本占领以后尤其是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青岛的纺织业、零售业与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更多乡村移民。而民元以来由于政局更迭、盗匪横行、战争频仍与自然灾害的冲击，山东和苏北农民源源不断移居青岛，特别是1928年以后，山东迭经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又遇1933年黄河水患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华北农村衰败加速，“惟当此农村破产之际，乡人多弃农事而就食都市”(13)，前往青岛的移民骤然增加，青岛市人口也不断增长(如下表所示)，1934年市区人口近20万(14)，至1936年，青岛发展为拥有50余万人口的近代大都市。
在青岛开埠后的40年间，移民构成青岛居民的主体，至1930年代初，从籍贯来看，青岛成为客籍的天下，特别是在中心市区，本地原有居民约占11％，而外地移民达89％，其中，山东人占60％以上(16)。本省移入人口，“大都来自邻邑，而以胶县平度为最矣”(17)。移民中又以山东农民为主，因为先赋条件的不足制约了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收入多、地位高的职业。从1930年代初期青岛市区居民的职业构成来看，在20岁至6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中，从事工业、商业、劳力、杂役者及失业者最多(18)。在1920～1930年代，青岛从事工、矿、交通等行业的产业工人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总数在3至8万人之间，成为乡村移民最主要的职业；另外，商业、苦力、佣工、自由职业和娼妓等第三产业的人数日益增多。同时，成年劳动力中的无业和失业者也构成城市社会的重要问题，“本市劳工，多由青岛附近各县自行投来，各项劳工，皆患人满，故失业者极多”(19)。在1927～1937年间，青岛成年人的无业率为十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乡村移民构成青岛的劳工阶层，也是城市的难民和贫民，他们居住在工厂、各大里院、平民住所、商铺、棚户和苦力窝铺中。虽然一些乡村移民在奋斗多年以后可以跻身社会上层或获得更好的机会，但近代城市金字塔式的职业结构决定了进城的农民托起了这个分层体系的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