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2-0092-10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反宗教运动一直是影响其国际形象的关键议题，尤其在基督教世界引起巨大的冲击与回响，成为制约和影响后者苏俄观及对共产主义态度的核心要素。据此引发天主教世界与苏俄的对立，但对各国基督新教而言，反应趋于多元化。本文即以中国为个案，以在华新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为中心，探讨他们苏俄想象中的宗教话语。但是厘清他们对苏俄宗教命运的描画只是本文的第一个层次，本文的真正用意在探讨这种话语背后隐藏的目的，因为在华中外信徒苏俄宗教关怀的落脚点在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命运及如何回应苏联共产主义。苏俄宗教之所以成为频繁性的言说对象，同道之谊的同情只是其中一个微弱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苏俄宗教的悲运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一个“反面教材”，更多是将之作为一个改造或重塑中国基督教形象的外在资源。与其说是在言说苏俄宗教，不如说是在表达自我，其中他们的政治认同也在参与表述，或者反过来成为制约其政治取向的一个特殊变量。正是在苏俄宗教尤其是东正教的参照下，在华中外基督徒才开始思考中国基督教应该如何自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能不能走苏联道路)才能避免苏俄宗教的悲剧?东正教命运及苏俄的宗教政策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反思自我的一个外来他者，成为基督徒重构基督教自我形象及政治认同的一种参考。 在事实与想象之间：苏俄反教运动的中国观察 宗教在苏俄的命运一直是中外信徒关注的中心，其治下的宗教成为许多著述的关键词。正如苏俄本身的复杂一样，基督徒关于宗教在俄命运的记录也充满歧义，这一定程度与信息获取的难度有关，而接触的有限信息也多为矛盾的集合，这导致他们描绘的苏俄宗教图景也有诸多主观再造的想象成分。在华中外基督徒开始较多关注苏俄反教是因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他们普遍感到后者与苏俄反教的关联，这促使他们去探寻非基的源头。基督徒较早从非基运动中发现苏俄印记，1925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李应林就指出：“共产党的反对宗教，苏俄可为先例。他们的宣传，对非基运动影响甚大”，“苏俄共产党的排教手段，最为凶暴”。同月他在广东传教士大会上的演讲重复了上述观点①。同年沈体兰也认为遵循苏联路线的共产党在促进着非基运动②。署名WC的作者也指控中共反教是受苏俄指使：“共产派的攻击基督教是受了他们上级统辖机关——苏俄——的命令，而依着他们的计划而执行的”③。看到非基与俄国反教的牵扯是基督徒的普遍共识，而这一点是促使他们去关注苏俄宗教命运的动因。 基督徒看到中共的非基更多是俄国反教的延伸，不乏信徒指控其为苏共的指令。因此，许多人借中俄宗教生态的差异疏解来自共产主义的攻击。1925年李国材声称我不知道共党反教是否出于苏俄命令，“但你们反对基督教的暴动手段，必祖苏俄的故智”，只不过苏俄的反教是因东正教的腐败反动。但中国基督教不像俄那样腐败、反革命，反而是革命的，天天国民革命，反而与革命的好友基督教为敌，岂非背道而驰。他进而认为共产党和基督教都是为不满社会现状起而革命、谋求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正宜携手促成国民大团结，共趋于革命的途径，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使共同的目的早日达到④。强调中俄宗教并不一样，不能盲目跟从苏俄反教。圣公会的魏希本也指出，俄是共产主义的试验场，在未革命前把教会做国教，劳农阶级专政，连带掀起反教运动，但现在教会已恢复活动。他以苏俄宗教命运的转变来非难中国的排教，他追问现在国内反教最剧烈的是共产党，苏俄因实行共产，教会反而活络起来，教会在苏俄不会寿终正寝，在中国也会万寿无疆。你们模仿苏俄，苏俄现在不反对，你们为什么反对呢⑤。试图向非基的国人解释苏俄反教事出有因，在短暂性反教后已趋于停止，国人也应相应地停歇。 因此在非基(还有联俄)背景下，基督徒对于苏俄宗教现状的描绘与诠释多有应对国内非基的目的，并未过多去渲染苏俄反教的恐怖，反而强调其事出有因，并且力图将苏俄对宗教政策缓和的一面呈现出来。例如1923年《兴华报》主笔罗运炎就强调苏俄反对的是旧宗教而非一切宗教，它现正企图改造旧有的东正教代以合宜的教会，并邀请美国新教美以美会代表参加其全国大会以便咨询。苏俄宪法也无明文规定反教，且主张宗教自由，信仰反对均自由。它既是如饥似渴的追求真理，如虎似狼的对待盲目的信仰，岂非基督教宣传的大好机会⑥。在把反教归结为东正教的同时乐观地看待基督教在苏俄的前景，强调苏俄奉行宗教自由。1925年美国教会领袖华德(Harry F.Ward)在华演讲中也指出，俄宪法明文规定宗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能自由举行，但禁止有组织的宗教教育。它另有一反宗教运动，原因在东正教的腐败及宗教和科学的冲突⑦。总之，信教与反教的自由并存。他们所描画出的苏联宗教图景似非漆黑一片，借此将追随苏俄反教的国人从非基的声浪中释放出来。 1927年前基督徒对苏俄宗教命运及宗教政策的言说多少受到国共合作及联俄的影响，在国民党清共并与苏联断交后，自由派基督徒报刊却对苏俄宪法中的宗教自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1930年美国传教士胡金声(Paul Hutchinson)在访俄后强调“共产党是自始即反对宗教的。不过其后苏俄宪法中曾规定宗教自由一则。后来虽经修正，但似并没有扑灭或反对的意思，可是苏俄政府却实施压迫的手段，他们始终要实现他们打破一切宗教的目的。因此，反对宗教的计划，就按步实施，其进行的步骤，亦日形其严重”⑧。趋于认为苏俄宪法中的宗教自由只是摆设，实践中的反教并未停歇。《青年进步》译文也看到这种两面性，信仰自由进入法律，但实际的反教活动使其消散无余。作者耶鲁大学教务长傅宁思(E.S.Furniss)观察到：“我们大约可以说这句话：在俄国没有人是为了宗教信仰而受迫害。其实俄国本来就没有否认信教自由的法律。但是在另一方面，俄国的一贯的政策，实使俄国的教会无活动之余地。教会非犯法不足以供给人民的需要。这个形势之因政府采行五年计划而更行险恶，也是当然的事。因为政府欲实行那个计划，逼得不采用严厉的手段。在过去一月中，当全世界的怒潮达于最高点时，有许多祭司曾以反对五年计划而被捕，有许多教会曾以反对五年计划而被封闭。”⑨在他们看来，政策的松动或信教自由的规定，都不足以改变宗教的命运，俄对宗教是根本敌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