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1；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5-0034-15 中法于1964年1月发表的建交公报，曾被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中法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挑战了美苏把持的两极格局，冲击了当时的国际秩序。中法建交的实际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3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受命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会谈；第二阶段是中法两国代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进行的正式建交谈判。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关系，当时的中国驻瑞士大使、中方谈判代表李清泉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总结：“瑞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谈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决了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①虽然富尔不是正式的总统特使，富尔访华期间的会谈也不是正式的官方谈判，但这些会谈在整个中法建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 学术界对中法建交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比较全面地勾勒中法建交的全过程②；第二，从法国外交的角度，研究戴高乐同中国建交的意图③；第三，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研究中国对法政策及中法建交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作用④；第四，研究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对中法建交的反应⑤。上述成果均涉及富尔1963年的中国之行，但都着墨不多⑥，也没有将此同中国的外交战略、对法政策调整联系起来。 鉴于富尔之行的重要作用以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以中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从中国外交的角度，考察中方外交战略调整与对法政策之间的关联，以及富尔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详情，并简论富尔访华成行与成功的原因。 一、中国对法美矛盾的观察与“第二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 新中国刚刚成立，法国政界就开始酝酿承认问题。在内部讨论和公开发言中，法国外交部都认为，承认新中国是“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⑦，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建交问题均未被两国提上正式日程。究其原因，固然有朝鲜战争、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台湾问题等具体原因，但其根本还在于两国都没有摆脱美苏两极格局束缚的愿望。法国的态度，正如1955年7月法国外长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明确表示的：同中国建交“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法国“将考虑美国的态度”⑧。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一员的中国，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在打击“美帝”的战略前提下，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格局从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态势演进，美欧矛盾和中苏分歧的加剧，成为推动这种态势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战略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一边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逐步转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反帝必反修)。由于当时西欧表现出更多的对美独立姿态，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视和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并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⑨。这一概念最早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提出的，以指美苏之间的“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⑩。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联苏反美作铺垫。它实际上是后来“一边倒”方针的理论支撑(11)。但20世纪60年代重提的中间地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将中间地带区分为两部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一中间地带；西欧、加拿大、日本等是第二中间地带。在反对美帝苏修的斗争中，对这两个中间地带都要争取。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概括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12) 对于“第二中间地带”理论，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有一点仍需指出，这一理论的形成，除了上述的中苏分歧、美欧矛盾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美法矛盾的观察。分析和利用美欧矛盾，一直是新中国的基本外交策略之一。在这当中，中国高层尤其注重观察和利用美法关系，尤其是戴高乐与美国的关系。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就曾召集参加八大的使节集体谈话，要求大家抽时间读《戴高乐回忆录》(13)。毛泽东指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乐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鱼吃小鱼’……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14)1958年法国政局变动，戴高乐于当年6月再次执政。由于他之前经常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政策辩护，强调君主制的作用，并积极推动冷战，舆论开始认为这是欧洲政局右转的表现。中国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一家有影响力的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认为：戴高乐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很强，始终强调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不依傍他人；他主张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国的霸权，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8月在同来访的赫鲁晓夫谈话中、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了类似的看法。(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