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1—0118—21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从内战走向抗战的关键，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几十年的相关研究尽管成就显著，但依然犹如雾中观花，令人疑窦丛生，尤其是整个事件的逻辑演绎难以自圆其说，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一基本事实也许是在提醒研究者，原先的整体研究方向和思路可能出现了四大偏离：注重国内局势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忽视了当年二次大战前夕世界政治力量的重新整合，尤其是苏联为确保其国家安全而急剧改变的对华政策其实也就是在重新整合中国的政治力量；注重显性双边关系的探寻，忽视了隐秘多边关系的互动；注重各方政治态度中的共性表象，忽视了各方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诉求；注重单一事件的孤立发掘，忽视了中国发生在同一时空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等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研究西安事变的视野还需进一步提升和拓宽。本文试图借助同仁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这段历史做些新的梳理与整合。 一 苏联对华政策的突变 1936年夏是世界酝酿力量组合的重要时刻。德、日反共产国际同盟签订在即，中、德关系如日中天，日本加紧用文武两手诱逼蒋介石。一旦德国调停中、日关系成功，苏联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迫在眉睫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 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络后分别于6月26日与30日致王明的两份电报转给了斯大林。由于季米特洛夫看到中共中央准备在西北实施的方针与苏联的新政策相左，故在信中请示斯大林：“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商量和得到您的指示：(1)关于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2)关于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资援助。”①斯大林究竟做了什么指示，季米特洛夫随后的报告就是明证。 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和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文件还特别用黑体字强调“其余一切都要服从这一基本任务”。为此，季米特洛夫批评中共中央当时“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多么不正确。这是以往的残余，可以说耽误了两三年时间。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必须向正确方向转变”。② 7月27日，在向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前，季米特洛夫又特地致信斯大林：“鉴于该文件特别重要，我不想在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见之前就将它发出去。”斯大林在信上批示：“同意”。③ 8月15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立即派代表团前去谈判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④这份重要电报突现两个迫不及待的“立即”，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停止反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立即”紧随其联蒋政策之后，对中共中央急需的军事援助自然是只字不提。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⑤但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方案：首先是攻占宁夏，但前提是“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否则就不得不放弃陕甘宁苏区南下，“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⑥苏联的判断更为直接：“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⑦ 这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第二次要求军事援助。第一次是前述6月26日向王明发出的“第一号电报”，其中提到：“我们希望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等等。”⑧然而这一请求犹如石沉大海。但两个月后第二份颇有“逼宫”气势的电报使得莫斯科顿时陷入两难：不论是提供军援还是坐视红军南下，都将激怒蒋介石，苏联岂能为此而冒联蒋政策的失败之险。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 9月8日，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提出两点建议：“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售出，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复：同意。”⑨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表明苏联似乎置刚决定的联蒋政策于不顾，开始大规模“军援”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