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6-0003-08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来源。究其源头，有助于廓清问题的性质及意义。 问题或从某一相对之物而来。如对“人文主义”的探讨，来自与其相对的“科学主义”，即使有交融二者的尝试，也必以二者的分歧相对为前提。同样，所谓“理论”，是相对于“实践”的理论，“实践”则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①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与实践合一”，也是以其差异相对为前提的合一。历史上许多学派都是相对而来的产物。如人类学中的传播论学派相对于早期进化论，新民族志学派相对于早期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相对于兰克经典史学派。近些年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叙事研究，在研究及表达方式上，则是相对于传统的思辨研究等。 问题或从某一领域而来。可以是“学科领域”，也可以是“学派领域”，它们都是问题得以孕育产生的土壤和水源。如同茅台酒必产于茅台镇一样，若“背井离乡”，则此茅台已非彼茅台，此问题不再是彼问题。“生境”和“语境”的特性决定了问题的产生与性质。 问题或从亲历体验而来。典型代表如苹果落地之于牛顿(Sir Isaac Newton)，玛德莱娜点心之于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前者催生了万有引力定律，后者引发了对逝水年华的绵绵追忆…… 本文选题的生成，则是如上不同类型“因缘际会”共同引发的产物。首先来自于自身的相关体验。作为以学术为志业的理论人，长年浸泡在各种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时常为学术理想与坚硬现实的抵触所困。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在对必读之书马克思著作的研读过程中，时有困惑萦绕于心，只是当时懵懂不知，所有“迷惘”只能停留在外部表情状态，难以翔实清晰地彰显表达。二十多年后，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研究者，用他的方式表达了我始终未能显现于文字的困惑：[1] “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头一个时期严格按照理论原则来进行的实践，又是那么的坎坷，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进一步而言：[2] “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究竟该是什么关系？”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哲学”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生存问题”和“存在问题”了：如果我朝思暮想的理论创制，与实践有如此大的反差，甚至可能导致对理论本身的否定，那么，我作为理论人的存在究竟有多大意义？我此生的使命，难道就是在书堆中和电脑前日夜忙碌于对实践没有多大影响的理论炮制？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 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困惑和问题：一代代的理论人不懈追求理论创新，不断“生产”出早已是天文数字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又有多少理论变成具体的实践，对日常生活产生了多少真实且积极的影响？ 不管怎样，种种自我否定式的怀疑，并没有泯灭自我本身，作为个体之我的命运，和无数人一样，无非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一边哭泣，一边追求，一边怀疑，一边前行”。 在前行中，对“老问题”、“旧困惑”的新体验也不断萌发。尤其是亲身遭遇被实践人讥讽为“真空中的理论”之后带来的震动，在精神空间里引起的长久回响至今不绝。 最重要的体验生发于长年参与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一部“新基础教育”史，就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史。作为一项以改变与发展人为目标，且是在大中小学合作中进行的整体转型式学校教育改革，自始至终都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进行。能否把理论者的新观念变成实践者的观念，进而变成他们的新行为，是衡量改革成效的基本尺度。这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达成的目标，其中的曲折艰难，只有置身其中者才会有透彻的感受。我如此回顾个人的这段历史：[3] “最初走进课堂之时，我习惯的套路，是先准备好对某一专题的思考框架和已成观点，它们来自于各种资料的搜集，作为研究者这并不难，随后就带着这个框架造就的眼镜来观察和评判课堂，强行把课堂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塞入那个早已准备好的框架里，不符合的就轻易抛弃。我在鲜活的课堂生活中自动关闭了自己的感官，无视各种现场生成之事，所做之事无非就是捕捞和倾倒：把适合已有框架的事物捞起来，放在理论的篮子里熬煮，把早已准备好的理论倒进课堂里，倒进评课现场，在滔滔不绝中享受理论言说的快感。言者很痛快，听者很迷茫，我总是能够从老师们的眼里看到茫然的神色，从下一堂课中看到老师们的依然如故，我对他们教学的评说，甚至明确提出的意见没有被他们真正采纳，几乎成了耳边风，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习惯该怎么想，还怎么想，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真实遭遇产生了真实问题： 理论与实践，究竟是何种关系？“什么是”以及“如何”构建一种理想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